这个季度，我想看看逐渐熟悉又保持新鲜的东京本人，通过蒋方舟、新井一二三和村上春树的脑袋混合落成文字的方式。很多人的书里面有东京，为什么是这三个人呢。因为搜了中国区 kindle 书库，这几本书能买，这几个人我也熟。蒋方舟常在圆桌派出现，从没看过她的文字，觉得可以一试；新井女士是年少的我小小打开日本的钥匙，也觉得她很勇敢，对世界有所好奇，扎扎实实体验人生派；至于村上春树，重新在新井女士文字里看到他的名字，回想大学时不明白无比芜杂的心绪但还是放在书架看封面老鼠的过往，而这回的几个短篇令我久久难忘，看完一本书，咖啡都还没凉。

阅读和在路上于我是一回事。蒋方舟辗转在日本法务省和入国管理局之间申请文件和签证，看 kindle 的时候遇到菲律宾来的陌生小阿姨（爱总说我现在不能叫别人阿姨了）。一九六八年出生的妹妹没有经历过每年购买一种新电器那样的生活。她懂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有录像机，或者说，连续剧中的美国家庭拥有的一切，新井家也全有了。烤箱、洗碗机和划船机是现代三件套吗，三大件消失在简单又独特的生活方式里，而地暖系统、新风系统、实木地热地板又是精装修标配。每个星期二我在冷冷清清的咖啡馆闷头看书，从十点多看到一点。到了一点就去附近餐馆吃金枪鱼色拉，喝一瓶法国有汽矿泉水，然后去健身房练得满头大汗。这就是星期二的过法。同样在南京，我睁开眼一早去麦当劳吃一包薯条和四个鸡蛋白，续杯咖啡，上公厕，看蔡明亮。

另外，第一次遇到标注书摘的上限，就是 “You have reached the clipping limit for this item”. 查了一下，说：

The clipping limit is per book. It is set by the publisher. It is usually a percentage, like 1% or 2%, etc.

I’m afraid it’s too late once you’ve actually done the clipping.

周围有最好的各种人，各种可能性是无限的，合乎常理的上限在橱窗里轻盈、精致、恰到好处，哈哈那是代官山的发丝，I’m afraid it’s too late once you’ve actually settled down. 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算我走过的路。

@: 东京一年 (蒋方舟)

最后一点酒劲儿，我总是哀求着它们在我体内再盘旋一会儿。 喝完再去泡温泉，走出旅馆的时候发现下起了漫天大雪，白茫茫的一片。远处的森林尽陷雪中，身后昏黄灯光的旅馆如同幻觉，那殉情的情侣灵魂飘散的荒山才是确实。无数感受如同突袭一般向我涌来，想起的却是前辈文学家说滥了的辞藻，索性把内心平摊在地上，放弃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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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会寂寞，但似乎也忍受不了你侬我侬的同居生活。理想的状态是工作时能看着自己的伴侣，两个人像是在高中的教室，午后休息的时间，其他同学还没来。你看着他前排的背影，他在做题或者是趴着睡觉，这个背影就成了你黑暗岁月中最大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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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眼前是同样的风景，两个人画出来的也截然不同。都是画阿尔的葡萄丰收季，凡高的画充满了丰沛的能量，色彩斑斓，画中劳作的妇女沐浴在热情扩散的阳光下，如同享受烈火灼烧。而高更画的主角却是一个闷闷不乐的妇女，手被葡萄染红，青黄色的脸布满阴郁，似是不满眼前及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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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凡高为高更这个贵客添置的漂亮椅子，曲线的扶手和凡高自己那把结实的松木椅形成了鲜明对比，绿色的墙壁与昏黄的煤油灯显得典雅。椅子上放了一支点燃的蜡烛和几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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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览的最后，展出了高更在凡高死后十几年画的凡高的椅子，椅子上放满绚烂绽放的向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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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无情的同居的故事，因为迟来的理解与怀念，竟有了一个温情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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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神社本殿和拜殿的台阶是透明的。杉本博司当时想采用一种又古又新的素材，让光能穿透，又能化为人类膜拜的对象。考虑过用古坟中陪葬的玉，或者琢磨过的水晶，最后用的是比空气还透明的尼康光学玻璃，一级台阶两万人民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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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小说家和上班族没什么区别，每天一大早就必须坐在书桌前开始工作。或者说，更像是运动员，因为上班族可以敷衍工作来欺骗上司，小说家和运动员却无法敷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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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候对自己还没有总结能力，要不然我也可以像村上春树一样写一本《当我仰卧起坐时我都想什么》。村上春树早上五点开始写作，写四五个小时，然后出门晨跑，他说：“写文章本身或许属于头脑的劳动，但是要写一本完整的书，不如说更接近体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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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体力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旁人的想象。我曾经听不止一个作家说：“我年轻的时候一天能写2000字，现在只能写500字了。”最大的原因并不是灵感的枯竭，而是体力的衰退导致无法长时间集中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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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的人意识到自己内心的冲动和外界标准的冲突，然后开始主动调整自己。调整自己的身体也是一种控制力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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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他的痛苦，并且能够在一段时间内陪伴他在痛苦状态里是一件需要专业训练的事情，并不是仅仅依靠热心肠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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蕊生刻意堆积的距离感很快在繁复的结婚手续里消耗殆尽了，她辗转在日本法务省和入国管理局之间申请文件和签证。从冷香的电车上下来，步行到入国管理局，那完全是另一个气味的世界，印度人、打工的中国学生、抱着孩子的菲律宾女人，每个人手上拿着的号码牌上都是天文数字，他们恳求在这个简单有序的世界再待一会儿，他们知道当他们被踢出这个世界，古老历史的残余与令人窒息的高温会消耗完他们所有的精力，再把他们撕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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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东渡不像现在两三个小时的飞行那么简单，渺渺沧海，百无一渡，鉴真和尚却毅然发愿东渡。十一年间他随留学僧六次起行，只有一次成功，到达日本时已是双目失明，垂垂暮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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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年后还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天真一面的人，本质则是复杂的——至少是见过复杂，才知道天真有多可贵。

@: 我这一代东京人 (新井一二三(Arai Hifumi))

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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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家一同富起来的。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饭碗。毫无疑问地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社会风气相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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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出生的妹妹没有经历过每年购买一种新电器那样的生活。她懂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有录像机，或者说，连续剧中的美国家庭拥有的一切，我们家也全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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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工程师们的身上去。当年，高速公路上汽车疾驰的情景是进步与未来的象征，在科学漫画家手冢治虫的作品中也常出现。人们只挂念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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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挂念经济发展、环保意识尚未兴起的时期，东京的各条水路确实肮脏至极。我童年时代听父亲说，他小时候（一九四〇年左右）曾在新宿区和中野区之间的神田川游泳抓过鳗鱼，当时觉得难以置信，因为我认识的神田川是发出恶臭、到处是废物的浑水坑。每年购买新电器的居民往往把旧货干脆推下河去。政府清洁部门开始回收大型弃物是后来的事情。到了二十世纪末，市议会才通过景观条例企图恢复水边生态。如今神田川的水质已经有明显改善，周遭更修成了挺舒适的散步道，似乎回到了我未曾见过的一九四〇年左右。难道我的孩提时代是日本社会的一场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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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以后，国际文坛上颇有名气的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带领私家小军队冲入自卫队基地，呼喊起义而失败，最后自行切腹并由徒弟砍掉脑袋的血腥案件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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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一般认为三岛之死基本上是一种文学理念或者艺术审美观的表现，或者是与众不同的性爱趋向所致的越轨行为。毕竟他的同性恋倾向是公开的秘密；文章里又多次提到过切腹场面使他兴奋。（二〇〇五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大江健三郎在长篇作品《告别了，我的书》里探讨：如果三岛多活了十年或三十年，会否拥有较大的影响力？结论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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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新干线太贵，于是父亲开来回一千多公里的私家车去；小轿车后面的位子挤满了四个孩子，困了就得重叠地睡觉。住旅馆太贵，于是托亲戚订了资生堂化妆品公司的招待所；但是一个在滋贺县琵琶湖边，另一个在神户六甲山顶，都离大阪相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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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跟中国建交，同时意味着跟台湾断交。我当时知道的台湾人，只有欧阳菲菲一个人。她出现于电视节目中，唱《下雨的御堂筋》等流行歌曲，主持人问她：“和你的祖国以后来往不方便了，有什么感想？”年轻歌星只是很不以为意地歪头微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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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我小学六年级时，中东战争爆发，石油危机发生了。记得有一天，卫生纸卷开始从超市商品架上消失，有风闻说是石油价格急升的缘故。大家半信半疑，但是没有了卫生纸卷怎么了得，于是每家主妇都争先恐后地去抢购，没半天就真的卖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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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学、初中都是念家附近的公立学校，高中则考进了国立名校：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附属高中。同学们的父母亲几乎清一色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不乏医生等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士，不禁令我心中感到很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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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的春天，我平生第一次去香港，为了毕业论文收集资料。未料有人约我为当地月刊供稿，题目是日本一九六〇年代的“全共斗”学运。辛辛苦苦地写好了两千多字的文章，在杂志上真刊登出来的时候，我本人都惊讶了。同年秋天，我出发到中国留学两年，九月初在北京西郊住下来了。那时候的政治环境跟现在全然不一样，台湾、香港媒体的记者是不能正式赴大陆进行采访的。换句话说，大陆的消息对港台媒体和读者而言，具有物以稀为贵的价值。连我这外国留学生在大陆的所见所闻，都能算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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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年代的日本有个流行语叫“一亿总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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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西装系领带、开着私家车上班的公司职工，到了职场就换穿工作服而从事生产线劳动，没人觉得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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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高中同学们面前，我的自尊心受了严重的创伤。母亲受的打击好像比我还厉害；陪我参加入学典礼后，她再也不肯来我学校了。主要不是人家有钱，而是文化根基之厚压倒了我们。比如说，我父母没有阅读的习惯，至多看报纸翻杂志而已，当然没什么藏书可说；同学们家里倒有高达天花板的书架，架上装满的东西名著是家庭成员之间聊家常时候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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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五岁就发现了日本社会的establishment，也意识到难以跨越的阶级鸿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区别？恐怕至少追溯到三代以前；人家的祖先不是武士就是富农，我祖先则是吃不到干饭的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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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越是程度高、难考进的学校，越有标榜自由主义的趋势。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管理相当松弛；没有制服，没什么校规，跟其他学校比较，自由多了。我们是高中生，但是所受到的待遇基本上跟大学生没有分别，一点都不拘束地泡咖啡厅，也去酒吧，尽情享受名门生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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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学的选择当时还很有限；成绩最好的人都做了医生，其次则做了学者，任职于普通企业的人一般很快就碰到了“玻璃花板”，即使没有被迫辞职，也不能担任重要职务。等到一九八五年，即我们多数人本科毕业后的第二年，男女雇佣平等法才施行，法律上保证两性就业机会该平等。但是，法律归法律；实际上直到今天，日本是全世界女性社会地位最低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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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我上了私立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该系一年级共一千一百名学生当中，女学生只有七十多人，所占比率才百分之七，而且连一个女教授都没有。果然，政经系校舍内没有女厕所，要解手一定得到院子里后来添盖的小屋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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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们系的汉语主任是著名的音韵学者藤堂明保老师；他是日本中国语文学界的泰斗，本来做东京大学教授，却在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运动中支持学生造反而辞职，转到早大来当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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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回想，我深深感觉到，由藤堂老师亲自教一年级学生汉语是老天爷给我送来的人生礼物。记得第一次上课时，他在桌子上放下SONY牌录音机，一按键就传出来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音乐，前奏完毕后，女高音开始唱：“北风那个吹……”（后来我得知那是“文革”时期江青审定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白毛女》的主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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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被父母带去横滨中华街吃饭，我都兴奋至极。热闹的大街小巷边，挤满着大餐厅小饭馆，大红大绿的招牌就是跟日本食肆的素淡颜色不一样，而且门前挂有全鸡全鸭之类，有的更是压扁过的。哇，多么特别！可以说，横滨中华街是一九六〇、七〇年代的东京小孩唯一能踏足的外国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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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满喜欢听老师讲有关古代中国文人的种种轶事，比方说，爱酒如命的大诗人李白，因晚上坐船捕捉水面上的月亮而不幸溺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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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田中角荣小学一毕业就离开冬天下大雪的农村而到东京，从土木工人起一步一步爬上社会梯子，最后做了国家首相一样，很多日本人都把东京当作拼搏一番的舞台。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始终是少数，多数是从外地来奋斗的新居民；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自然不深，主要想好好利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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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经过明治维新，江户城改名为东京市时就开始的现象；连天皇家都是那时候从京都搬过来的异乡人。战后复兴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都越来越集中于东京；相对而言，大阪、名古屋等其他城市的地位低落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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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没有上海之对于北京，洛杉矶之对于纽约，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东京，使得这座城市的“概念化”特别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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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可以“上”来东京，我身为东京人，却得另找个方向，就像谷崎润一郎中年以后迁居京都、神户等地，沉浸在关西地区的精致传统文化中。从高中一年级起，每逢假期我都一个人坐长途火车到各地旅行；美丽的小城市可多了，如京都、金泽、弘前、仙台、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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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大学二年级的夏天，我平生第一次办护照，有史以来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从上空看见的万家灯火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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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航班机入夜后才离开了成田机场，飞越东海后向北，这是当时中国跟韩国还没有邦交，中国班机不能飞行韩国上空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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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乘坐的飞机于北京首都机场落地时，周围已是一片漆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巴士，忽然看见了天安门上亮堂堂的毛泽东肖像。长安街上几乎看不到其他汽车的影子，深夜在暗淡的路灯下，竟有些年轻人在踢足球。古老的北京城就像鲁迅所描述，也像我在东京看过的影片《城南旧事》《骆驼祥子》一般。那年夏天，我终于发现了地球上日本以外的地方；北京对我成了世界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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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东京迪斯尼乐园隆重开幕了；不仅小朋友，连大人都争先恐后地去享受美式娱乐。大学生也不例外，男女双双约会去，有些人更购买年票经常去。我自己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一方面，始终不太欣赏美国的通俗文化，另一方面，有东京人的宝贵记忆。迪斯尼乐园所在地东京湾北岸，曾经是我小时候每年春天全家一起去找蛤子的浅滩。一手拿着小锹子，一手拿着塑料桶，在潮湿的沙滩上蹲下来挖洞，发现小小的贝壳儿在喷出盐水，是多么令小孩子惊喜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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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美国公司携手的投资商，把那浅滩填平起来建设了彻头彻尾美国式的主题公园，甚至禁止游客带饭团（即传统日本食品）进场，依我看来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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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岁的我对周遭现实感到疏远，宁愿被鲁迅、老舍、巴金等中国作家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独自坐在白天都昏黑的咖啡馆里头，一个词儿、一个词儿地查着词典看五四小说，我的心脏不由得噗通噗通跳起来。当初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忽而想通：这难道不是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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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中国以后，第一年在北京外语学院汉语进修班，第二年则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上课；每次放假都背上背包跑去神州各地：从沿海地区到四川、云南、东北、内蒙、新疆、青海、西藏、海南岛，越远的地方越值得去。我对中国大陆的理解主要来自当年天南地北的自由旅行，对中文的掌握则来自旅途上跟各地老百姓的交谈，真得感谢中国教育部每月两百七十块人民币的奖学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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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改变了日本社会文化的泡沫经济，是一九八五年由纽约广场饭店的国际金融协议开始的。之前，一美元换两百四十日圆，广场协议之后，则换一百二十日圆了。日圆的购买力一夜之间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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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宿等闹区，几乎每个行人都穿着名牌服装、名牌鞋子，花大笔钱喝最高级的红酒、白兰地到酩酊大醉，然后不怕车费多贵都一定要坐出租车回郊区的住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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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总有一天要打完，但是骨肉之间的感情，在彻底决裂以后，再也没有办法修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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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结束十余年的海外生活回国时，父母双方亲戚之间的来往差不多都断绝了。可悲的是，我家并不是例外，很多东京人的家庭都是在八〇年代末的几年里解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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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传统习俗也在那几年内消失了。比如说，元旦曾是全家老小团聚的日子：一月一日早晨大家一起去附近的神社拜年，然后回家吃年饭，小孩子收到压岁钱，并用“双六”“福笑”“羽子板”等只有新年才看到的玩具玩耍；二日则去姥姥家吃吉祥食物、年糕，再一次领到压岁钱。可是，泡沫以后，那些习惯一去就不回了。父母开始每年都参加旅行团到国外过年去，为了休息，也为了省事。果然，合理化、计算化思考压倒了古来的生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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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职业最满意的似乎是东大法律系毕业后任职于大藏省（现财务省）的一个同学。最保守的选择，获利最多；这是低成长社会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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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都中途离开了既定的人生道路，而投入于网络等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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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得指出的是，在这些市场强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东京人；他们要么在关西或者在九州岛长大，十八岁单枪匹马“上”来东京，气势劲头之大就是东京少爷们学也学不到的。谷崎润一郎在《思东京》一文中，把自己家人骂为“败北的江户儿”；他们有都会人的潇洒，但是缺乏奋斗的力气，于是在社会大转变的时刻，总是跟不上潮流，必定沦为败者。从前的江户儿是，二十一世纪初的东京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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堀江、三木谷、村上，三位强人的办公室都设在东京西南部，六本木Hills森塔里。二〇〇三年完成的五十四层综合大楼是“赢组”公司的根据地，老板们又集中住在邻近的住宅塔。用大众媒体的说法，“Hills族”是“赢组”中的“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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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战后的六本木，因为曾经有美军基地，附近出没的洋人挺多，所以西式食肆、酒吧等夜生活场所特别繁荣；东京第一家汉堡店、披萨店都开在六本木（于是日本人习惯性地把香港兰桂坊形容为当地六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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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年代，六本木的迪斯科倒成了人人皆去的大众消费胜地；在泡沫经济时期，其热闹庸俗的程度，称得上是大人的迪斯尼乐园了。后来，一时沦落为满街都是东欧妓女的低级红灯区。谁料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六本木竟会起死回生为东京的新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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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更年轻，属于所谓“七六世代”（乃一九七六年出生）的企业家也纷纷出来在六本木设办公室，开拓Web2.0时代的新市场。最近的同学会上，那个银行家向大家报告近况说，他已经以外资机构专业人士的资格，被拉拢到日本一家银行去了。坐在我旁边的同学小声说：“他现在跟我是同事了，年薪大概有我的一倍呢。”果然，人间万事好比塞翁失马；最终的胜负不要太早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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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国定居后，这些年一直住在东京西郊，离六本木一个多小时的地方。但是，心理上的距离则远多了。反之，最近的我更被不久将要消灭的东西吸引，可以说是着迷于夕阳之美的。是我年纪大了？还是属于“输组”了？不能否定的一点是：我也有根深蒂固，很难甩掉的“败北的江户儿”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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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常把王府井比作“北京的银座”，意思是全城最繁荣有气派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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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最昂贵的黄金地段几乎每年都是银座四丁目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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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东京湾内独立小岛的缘故，至今南北两边各有一座桥（新桥和京桥），以致保持截然分开于邻近地区的独特气氛。银座真有点岛屿的感觉，或者说像在东京这无边无际的大海里发亮的一颗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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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座的历史跟近代日本一样长。一八七〇年代，在明治维新后不久的新首都东京，日本政府雇请爱尔兰出身的设计师Thomas James Walters建设了完全西方式的一条街：中间铺十五米宽的马路，两边则为各六米多的人行道。路旁更盖了左右各一排的两层楼砖头长房子，一层有连环拱廊，乃日本人从来没见过的乔治王朝新古典式建筑，据说模仿了伦敦Regent Street。人们把这条街叫做银座砖头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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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二年，跟铁路开通同一年发生的大火灾把银座一带化为灰烬。政府没错过好机会，以建设耐火地区为借口，驱赶原居民而盖起了砖头街。然而，国家的体面和居民的感受是两回事。这里自十七世纪初，即是通往京都重要街道东海道的一部分：有小饭庄、点心铺、荞麦面馆等为旅客服务，也有各行匠人生活着。忽然改建成不符合日本潮湿气候与传统生活方式的洋楼，怎么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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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城盖在武藏野台地的尖端，东南边面向太平洋江户湾（现东京湾）；下面沼泽中，本来叫做前岛的一带填拓起来，划为工商界平民生活的地区“下町”。海里造出来的陆地，如意大利威尼斯一般，四通八达的运河为最重要的交通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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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日本桥后一公里多，过了第一座京桥后进入的地段，一六一二年开设了银币铸造所，就是银座这地名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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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年代，用铅笔在原稿纸上写好的文章，以航空信件寄出去；九〇年代，用计算机拟好的稿件，以国际传真发出去；到了〇〇年代，一切沟通都靠网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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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座街上陆续开张西式商店：如基督教书籍的十字屋（一八七四年创业，后来变成乐器店）、打字机的黑泽商店（一九〇一年创业）、文具的伊东屋（一九〇四年创业）等，其中不少至今还在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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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座砖头街上领先降临的西方文化，逐渐开始影响到广大东京市民的生活了。日本人在衣食住各方面的西方化，几乎全从银座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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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化妆品闻名世界的资生堂，其起源则是一八八七年在银座创业的日本第一家西式药房。一九〇二年，效法美国的drug store而附设的苏打水供应器（soda fountain）轰动一时，好多人特地来喝苏打水，也尝尝当时全东京只有银座两家店出售的冰淇淋。后来，资生堂一方面逐渐扩大化妆品生意，另一方面继续在银座大街上经营食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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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日本人受佛教影响，一般不吃荤菜也不喝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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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的价钱比Café Printemps便宜；一杯咖啡五分钱，一个甜甜圈五分钱，连大学生都付得起。有十分钱就可以坐在时髦舒服的环境里聊上一两个钟头。私立名校庆应大学所在地三田离银座不远；同学们一下课就走来银座泡Café Paulista，成了当年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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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银座，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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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九八六年，我刚从中国留学结束回到东京的日子里，有个台湾中学生每周来我家学日语。她在我书架上发现大陆出版的鲁迅选集（当年的禁书），好兴奋地带走了两三本，可是过一个星期再来时，很遗憾似的报告说：看不懂。对那年代的台湾年轻人来说，简体字就是看不懂的东西。大概当年的大陆年轻人也一样看不懂繁体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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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六二年在东京出生的。户口簿上写的出生地点是涩谷区红十字会医院，算是东京较好的医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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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奇谭集(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

“嗯，认识，戴眼镜的那位吧？是在‘所罗门兄弟’工作？” “Merrill Lynch。”我纠正道。 “对，是Merrill Lynch。”老人说，“在这里说过几次话。那位先生也时不时坐这沙发。” “胡桃泽先生在这沙发上做什么呢？” “这——，我不晓得。大概只是愣愣地发呆吧。好像不吸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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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清楚那方面的差异。发呆——思考。我们日常性地思考东西。我们决不是为了思考而活着，却又似乎同样不是为活着而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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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所知，大凡水都流经所给的最短距离。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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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语言。”老人好像没听到我的话，“而与此同时，无须说，语言则常常需要我们这个中介。没有我们，语言就不具有存在的意义——不是这样吗——从而成为永远没有发声机会的语言，而没有发声机会的语言早已不成其为语言。” “的确如您所说。”我说道。 “这是不知思考了多少次的有价值的命题。” “就像禅的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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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爵士迷们都能明白，从多如繁星的爵士乐曲中最后挑这两支连续演奏的可能性完全是天文学上的概率。并且——此乃这个故事的关键之点——演奏得十分精彩，扣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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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这么说，但也不至于就该在纷纷扰扰的日常生活中被记忆整个抛弃。毕竟那不是别的，而是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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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她将这个新名字作为自身的一部分渐渐接受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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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脸色苍白，疲惫不堪，与其说是医生，莫如说更像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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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她在翻阅同邮件一起送来的品川区政府公报时，看到一则报道，说区政府开了一间“心之烦恼咨询室”。报道很短，若是平常也就看漏了。上面说由专门咨导员低费接受个人面谈，每周一次。凡是十八岁以上的品川区居民皆可自由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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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大概在金泽经营一家老字号旅馆，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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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没体验过嫉妒感情的人解释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我能说的只是：同那种心情一起度过每一天根本不是一件轻松事。说实话，好比怀抱着一个小地狱。如果瑞纪你不曾体验过那样的心情，我想那是应该感谢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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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思议的是，瑞纪一次也不曾羡慕过松中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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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没人的时候别让猴偷走。”松中优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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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玩笑也不像是松中优子的平日所为。之后，她走出房间，留下名牌、没有摸过的茶杯和奇妙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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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咨导员说，“说起来都一概称为嫉妒，其实阶段各有不同，人的所有感情都是这样。轻的一般称为吃醋、眼红什么的。程度虽有差别，但那是一般人日常体验的。例如公司同事比自己先升官啦，班上谁谁受老师偏爱啦，或者左邻右舍有人中了高额彩票啦……都让人羡慕，心里略略气恼，觉得不公平。作为人的心理，说自然也是自然的。你连这些都不曾有过？不曾羡慕过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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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偷名字的猴。”猴说，“这是我的病。有名字在那里，就不能不偷。当然不是说谁的名字都偷。有让我动心的名字，有特别让我动心的名字。而有那样的名字，就禁不住要把它弄到手——我潜入住宅偷那样的名字。我知道那是不应该的，可控制不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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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是那样。这猴说的也可能多少有其道理。”坂木哲子抱臂沉思片刻，然后向猴追问，“你说你通过偷取名字，把那里的坏东西连同好东西一起接受下来，是吧？” “是，是的。”猴说，“没办法挑挑拣拣，如果其中含有坏东西，我们猴也得一并接受下来，原封不动地整个收取。求求你们，请别要我的命。我诚然是有坏毛病的无聊的猴，但此外也不是没有对诸位有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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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如实告诉我，请饶恕这个猴好么？”瑞纪对坂木科长说，“看上去不像天性恶劣的猴，这样子已经够它受的了，如果好好劝说一番领到高尾山里放生，应该不会再干坏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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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猴说，“那么，我就如实道来。你的母亲是不爱你的。从小到现在一次也不曾爱过你。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事实如此。你姐姐也一样，你姐姐也不喜欢你。你母亲之所以把你送去横滨上学，是因为想甩掉包袱。你的母亲和你的姐姐想把你尽量撵得远一些。你的父亲人绝对不坏，无奈性格懦弱，所以不能保护你。这样，从小你就没有充分得到任何人的疼爱。你自己也该隐约有所感觉，可是你有意不去感觉。你想回避这一事实，想把它塞进心底的小黑洞盖上盖子，尽量不去想难堪的事，不去看讨厌的事。在生活中把负面感情扼杀掉，这种防御性姿态成了你这个人的一部分。是这样的吧？但这使得你无法无条件地真诚地由衷爱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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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兴奋时女性全身发出的微妙气味无论如何让他喜欢不来。较之同她直接发生性行为，单纯同她亲密交谈、一起演奏音乐或吃饭更让他快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她性交一事渐渐成了他的精神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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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独自生活的同性恋者，他日子过得也算津津有味。衣着得体，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又有幽默感，嘴角几乎总是漾出给人以好感的微笑。所以许多人——除了生理上对同性恋者深恶痛绝之人——都对他怀有自然而然的好感。技术一流，有不少固定客户，收入四平八稳，有名的钢琴手甚至都指名要他。他在大学街一角买了双卧室套间，按揭也基本付清了。拥有高档音响装置，精通绿色食品的烹调，每星期去五次健身房消减脂肪。同几个男性交往之后，碰上了现在的伙伴，别无不满的安稳的性关系已维持了将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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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星期二，他便独自驾驶本田双座敞篷车（绿色，手动换档）穿过多摩川，开到神奈川县的厂家直销购物街。那里有GAP和TOYSRUS以及BODYSHOP(1)等大型店铺。周末人多拥挤，找停车位都很困难，但平日的上午一般没多少人。他走进购物街的大型书店，物色瞧上去有趣的书，在书店一角的咖啡屋喝着咖啡翻动书页，这成了他星期二的例行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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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星期二他都在冷冷清清的咖啡馆闷头看书，从十点多看到一点。到了一点，他就去附近餐馆吃金枪鱼色拉，喝一瓶法国有汽矿泉水，然后去健身房练得满头大汗。这就是他星期二的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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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星期二上午，他一如往常在书店咖啡屋看书。查尔斯·狄更斯的《荒凉山庄》。很早以前看过，但在书店架上发现后，他想再看一遍。故事有趣这一记忆是那般的鲜明，但情节却很难想起。查尔斯·狄更斯是他偏爱的作家之一，因为读狄更斯的时间里他可以忘记差不多所有的事情。一如往常，翻开第一页他就被故事完全吸引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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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是令人惊讶的巧合。平日的上午竟有两个人在空荡荡的购物街的空荡荡的咖啡屋，坐在相邻座位上看完全相同的书，而且不是社会上广为流行的畅销小说，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很难说属于一般性的作品。两人对这种奇异的巧合感到吃惊，初次见面的尴尬随之不翼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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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在购物街一家餐馆一起吃午饭。她是性格直爽的女性，没有做作之处，紧张一旦消除就不时发出笑声。笑声不很大，自然而然。即使她不一一介绍，也可大致想像出她迄今走过的人生旅途。生在世田谷一带较为富裕的家庭，在关爱中长大，考进不错的大学，成绩总是靠前，也有人缘（较之男同学，说不定在女同学中更有人缘），同有生活能力的年长三岁的男性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孩。孩子上的是私立学校。十二年的婚姻生活，虽说不上流光溢彩，但也不存在可以称为问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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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的东西和无形的东西——假如必须选其中一个，那么就选无形的！”她复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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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音师那天没去健身房，因为没心绪活动身体。午饭也没吃，直接返回住处。他怅怅地坐在沙发上听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的叙事曲集。闭起眼睛，驾驶“标致”的小个头女子的面庞便在眼前浮现出来，头发的感触在指尖复苏，耳垂黑痣的形状历历在目。即使她的面庞和“标致”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失之后，那颗黑痣的形状也清晰留了下来。无论睁眼闭眼，那小小的黑点都浮现在那里，如打错的标点符号悄然而又持续地摇撼着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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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他坦率地说，“只是觉得还是打个电话为好——放不下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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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后，他在站前找到姐姐，拉回自己住的公寓房间。阔别十年，姐姐和弟弟都不能不承认对方身上增加了十岁。岁月这东西总是要按时带走它要带走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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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世界那地方，是神童的墓地。”他一边磨咖啡豆一边说，“当然对于我也是非常遗憾的事，放弃当钢琴手。觉得那以前堆积起来的一切都白费劲了，甚至想：一下子消失到哪里去了。但无论怎么想，我的耳朵都比我的手出色得多。手比我灵巧的家伙相当不少，可是没有哪个家伙比我的耳朵灵敏。上大学后不久我就觉察到了这点，并且这样想道：与其当二流钢琴手，不如当一流调音师对自己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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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放弃当钢琴手之后，我终于领会了什么，那类似演奏音乐的乐趣，心想音乐这东西真是美妙，感觉上简直就像从肩上卸掉了沉重的担子，虽然在担负的时间里，我自己并没有察觉担负着那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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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相见，还是想在更乐观的情况下以更积极的心情见你，所以决心不打招呼。不料正当这时你打来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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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言不发，双手从正面紧紧搂住姐姐。胸口感觉得出姐姐的两个乳房。姐姐脸贴他的肩，啜泣不止。姐弟两人这样的姿势保持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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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手摸姐姐右耳垂，指尖轻轻摩挲黑痣。而后，他悄悄吻在那耳朵上，就像在往关键场所传递无声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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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总的说来，还是想继续信奉爵士乐之神，这样来得简洁明快。”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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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仿佛半休眠的哈纳莱伊小镇前行不远，就是儿子遭遇鲨鱼的冲浪地点。她把车停在附近的停车场，在沙滩上坐下，眼望五六个冲浪手骑在浪头上的光景。他们手抓冲浪板在海湾上浮游，每当强有力的浪头打过来便抓住它，通过助跑站到板上，乘浪来到海岸近处，等浪头低落下去，他们便失去平衡落进水中。然后，他们收回冲浪板，再次双手划进，钻过海浪返回海湾，如此周而复始。幸有些费解，这些人莫非不害怕鲨鱼？或者没有听说我的儿子几天前在同一地点被鲨鱼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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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皱起眉头，把啤酒瓶子往天上晃了几晃：“跟你说，阿姨，你是不大清楚，这里只留先付款的客人。毕竟是以穷冲浪手为对象的便宜旅馆，不可能有没付房费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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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最终在哈纳莱伊镇上住了一个星期。租的是看上去最像样的别墅，自己在那里做简单的饭菜。她必须在回日本前设法让自己振作起来。她买了塑料椅、太阳鞋、帽子和防晒膏，天天坐在沙滩上打量冲浪手。考爱岛北肖尔的秋日天气很不稳定，一天下几次雨，且是倾盆大雨。下雨她就钻进车里看雨，雨停了又到沙滩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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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来，幸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就来哈纳莱伊。在儿子忌日稍前一点赶来，大约住三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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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每天都带上塑料椅去海边观看冲浪手们的身姿。此外基本不做什么，只是整日坐在海边。这已持续了十多年。住同一别墅的同一房间，在同一餐馆独自看书吃饭。如此年复一年按部就班的重复时间里，也有了几个可以亲切聊天的对象。镇子小，现在仍有许多人记得幸的模样，她作为儿子在附近被鲨鱼咬死的日本母亲而为大家所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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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夏威夷哪里都通行日语，可来到一看，根本不通。”敦敦实实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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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理所当然！”幸惊讶地说，“通日语的，只限于瓦胡岛，而且只是怀基基(3)的一部分。因为日本人来买路易·威登(4)啦夏奈尔(5)啦高档货，所以那边特意找了会讲日语的店员，或者海亚特、谢拉顿(6)什么的也有。出了这些地方，只通英语，毕竟是美国。连这个都不知道就来夏威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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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是不知道。我家老妈说夏威夷哪里都通行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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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上浪头的两人显得英姿飒爽生机勃勃，眼睛闪闪生辉，充满自信，全然没有优柔寡断的表现。想必在学校里不用功学习，从早到晚只管冲浪，一如她死去的儿子的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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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老师是爵士乐迷，放学后给她讲了弹奏爵士乐的基础理论：和弦是怎样成立、如何进行的？踏板该怎样使用？即兴演奏是怎样一种概念？她贪婪地将这些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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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用一一看谱，仅用手指即可把那里的音的效果和流势完整地再现出来。“你有才华。只要用功，就可成为职业钢琴手。”老师佩服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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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出来，幸决定正式学习烹饪。倒不是说对烹饪有多大兴趣，但父亲经营餐馆，加之此外没有什么特别想干的事，于是觉得继承餐馆也未尝不可。为上烹饪专科学校，她去了芝加哥。虽然芝加哥这座城市不以美食闻名于世，但碰巧有亲戚住在那里，为她当了身份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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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死后不久，她在六本木独自开了一间不大的爵士乐酒吧。存款有一定数目，瞒着丈夫加入的人寿保险有款下来，从银行也能贷款，因为那家银行支行的行长是她以前在钢琴酒吧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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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死后，幸比以前更热心工作了，一年到头在酒吧弹琴，几乎不休息。秋天快结束的时候，就休假三个星期，乘UAL航班的商务舱飞去考爱岛。她不在期间，有另一位钢琴手代替她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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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坦率地说，作为一个人来看，幸并不怎么喜欢自己的儿子，喜欢不来。当然爱还是爱的，比世上任何人都珍惜他。然而在其人品方面——她花了好长时间才承认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无法抱有好意。倘若不是自己亲生骨肉，靠近恐怕都不至于靠近。儿子任性，没有毅力，做事虎头蛇尾。逃避讲真话，动辄说谎敷衍。几乎不用功，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多多少少用心做的事情惟有冲浪，而那也不晓得何时半途而废。长相讨人喜欢，结交女孩子固然不成问题，但只是随意玩耍，厌了就像扔玩具一样随手扔掉。她想，也许是自己把那孩子宠坏了，零花钱可能给得太多，或者应严加管教亦未可知。话虽这么说，可具体如何严厉才好呢？她不晓得。工作那么忙，对男孩子的心理和身体又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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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幸作为一个健康的中年女性睁眼醒来。她把旅行箱塞进“道奇”的后座，离开哈纳莱伊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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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日本大约过了八个月，幸在东京街头碰见了敦敦实实。在六本木地铁站附近的星巴克避雨喝咖啡时，敦敦实实正在旁边一张桌子前坐着。一件熨烫过的拉尔夫·劳伦衬衫，一条新粗布休闲裤，打扮得整整齐齐，和一个容貌端庄的小个子女孩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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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瘦高高朋友呢？” “那家伙悠闲得很，不愁没工作。父母在赤坂开一家相当够规模的西式糕点店，跟他说如果继承家业就给买‘宝马’，羡慕啊！我没办法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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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孩顺利厮混的方法只有三个：一、默默听对方说话；二、夸奖她穿的衣服；三、尽量给她好东西吃。简单吧？这么做下来还是不行，那就死心塌地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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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每个晚间都坐在八十八个象牙色或黑色键盘前，几乎自动地动着手指。那时间里别的什么也不想，惟有旋律通过意识从此侧房门进入，由彼侧房门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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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丈夫在Merrill Lynch(4)工作。” “证券公司？” “正是。”女子回答，声音略带几分焦躁，仿佛说哪里会有不是证券公司的Merrill Lynch呢。“就是所谓经纪人。” 我确认铅笔尖的磨损情况，一言不发，等待下文。 “丈夫是独生子，但较之佛教，他对证券交易更具有强烈的兴趣，所以没有接替父亲当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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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当然吧——她以似乎是询问我的目光看着我。但我对佛教和证券交易都没有多大兴趣，没有陈述感想，仅仅在脸上浮现出中立的表情，表示自己正听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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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26楼丈夫也常爬楼梯，好像上下楼梯不怎么费劲。腿脚因此变得结实，对减肥也有好处。不用说，往返相应花费时间。” 薄饼，十公斤，楼梯，电梯——我在便笺上写道。我在脑海中推出刚刚烙好的薄饼和爬楼梯男子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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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蹙起眉头，长叹一声，一言不发地将信封放回钱夹，再把恢复鼓胀和沉稳的LOUIS VUITTON放回原来位置，接下去又用手捅一下鼻梁，以注视狗——即使扔掉棍子也无动于衷的狗——的眼神注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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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丈夫认为楼梯比什么都重要，说那好比建筑物的脊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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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每五层才有一处这样的休息场所，不是每层都有。”女子说，“您要看我们单元和婆婆单元的内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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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她像受到无故责难似的略略扬起眉梢，“我通常用电梯。和丈夫一起外出时，让丈夫先下楼梯，我乘电梯下去，在大厅碰头。回家时我先乘电梯上来，丈夫随后到。有高跟的鞋上下长楼梯，一来危险，二来对身体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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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沙发上立起，这回一边考虑刚烙好的薄饼一边再次爬上楼梯。我尽量集中注意力，想像自己是个四十岁的证券公司的职员，此刻是星期日的清晨，外面下着大雨，即将回家吃薄饼。如此想像时间里，渐渐馋起薄饼来了。回想起来，早上起床后除了一个小苹果还什么都没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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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又修正了这一想法，因为喜欢画画喜欢到离家出走地步的男子，断不至于每星期日一大早就出去打什么高尔夫。能想像出脚穿高尔夫鞋的高更、凡·高和毕加索跪在十号球洞的绿地上专心琢磨草的朝向的样子吗？想像不出。她丈夫仅仅是消失了，因了24楼和26楼之间可能发生的全然始料未及的情况（因为当时他优先的安排是食用薄饼）。以这一假定为前提推进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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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每天上午十一时左右我都来看这楼梯。和公寓管理员认识了（送给他一盒糕点），得以自由进出这座建筑物。连接24楼和26楼的楼梯往返走了不下二百次。走累了，就在转角平台的沙发上休息，从窗口观望天空，审视映在镜子里的自己。去理发店剪短了头发，衣服集中洗了，转而穿颜色同裤子谐调的袜子。这样，被什么人戳脊梁骨的可能性应该略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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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从那里通过的时间里，我得知利用楼梯之人的存在。虽为数不多，但似乎有几个人日常性地通过楼梯转角平台，或者至少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