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度书摘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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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最后一个季度的通勤时间多了起来，早晨精气神饱满的坐在千代田线，从表参道到北千住，想在过春节给大家表演报站名。这个季度看完的第一本书是可能性的艺术。看到刘瑜还在搞研究写书，将政治研究工作落在实处，而且我也能学习到，就想说从自己开始了解和参与民主生活，不再觉得跟自己毫无关系，但如何更好的参与是个好问题。

第二本书是呼吸，在晚上回家的通勤路上，丢失了一天的精气神的时候，Ted Chiang 慢慢的跟我一起呼吸。车厢里空气浑浊，眼镜片上慢慢起了雾，带口罩的脸孔透露出一丝不解，她为什么不戴口罩，她看什么哭成这样，她预见了所有悲伤，但她是否愿意向往？

这个时代的这一天比我刚刚离开的那一天凉爽得多。我的后背仍能感觉到刚离开的那一天的热气。热气透过年门吹来，柔和得像一声叹息。

第三本书是刘瑜的送你一颗子弹，

当罗素说知识、爱、同情心是他生活的动力时，我觉得简直可以和这个风流成性的老不死称兄道弟。

我没读过罗素，我看过这句话，我看到刘瑜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简直可以和刘瑜这个政治学副教授拿到了社科类面上的科研工作者称兄道弟，当然了还是清华大学的。

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人们的耐心尚未匹配其愿望，民主的“技艺”抵达不了其决心，理想主义激情常常淹没现实主义策略，因此出现了广泛的民主衰退现象。但是，那种对“制度化的承认”之渴望会被一时一地的政治潮流终结吗？尽管历史的风向永远在变化，对此我还是感到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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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美国革命虽然和法国革命几乎是同时爆发，并将大规模代议选举写进了宪法，但民主并不是美国宪法的最核心原则——最核心原则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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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法国革命也更“彻底”。严格来说，英美革命本质上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法国革命则既是政治革命，也是经济革命、社会革命。美国革命改君主制为共和制，但基本的产权制度、经济关系、宗教体系、文化风俗却不是革命的目标，而法国革命却涉及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一系列改造：废除贵族和教会特权，大量充公贵族和教会的财产，甚至采取发行“指券”、限制商品价格等计划经济措施。最能体现这种革命彻底性的，莫过于革命者对时间的“改写”了：为了取代“腐朽”的基督教日历，革命者把一个月改成三个星期，一个星期十天，一天十个小时……大家可能都注意到，提到法国革命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些很美的月份名称：雾月、果月、芽月、牧月等，据说这是专门找了一个诗人来取的名字，表达法国摆脱宗教束缚、向“大自然”回归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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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些很美的月份名称：雾月、果月、芽月、牧月等，据说这是专门找了一个诗人来取的名字，表达法国摆脱宗教束缚、向“大自然”回归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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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是因为，人们放弃自由的时候从来不是因为热爱专制这种“恶”，而是因为人们在热爱自由的同时相信有更高的善值得追求，比如平等，比如正义，比如认同，比如面包，比如救亡，以至自由作为次要的善可以“暂时”被舍弃，从而换取那个更高的善。甚至这种“交换”可以被表述为：牺牲暂时的自由来获得长远的自由，牺牲形式的自由来获得实质的自由。这或许可以被称为政治当中的“善恶捆绑销售”原则。我们知道，如果有人在街上向我们兜售一堆酸苹果，我们多半不会去买，但是，如果有人把一堆酸苹果和一堆甜樱桃放在一起，说买五斤苹果、送五斤樱桃，那我们可能就一个箭步冲过去买了。在任何国家，面对民众，恶都是很难被推销的。打压异己、剥夺自由是一种恶，直接推销它很难奏效，但是，当恶与善捆绑出现，人们却有可能为它慷慨解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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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变迁没有捷径，它必须穿过千千万万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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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国家能力？为什么国家能力很重要？国家能力从何而来？为什么有的国家的国家能力强，有的则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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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给我一个痛快的说法？用英语来表达，就是能不能给我一个punchline？很遗憾地告诉大家，社会科学的思考，包括政治学的思考，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没有那个punchline。社会科学的思考就像是开车，需要时刻警觉，时刻观察路况，并根据路况随时调整速度和方向。一刹那间的走神，就可能导致车毁人亡。这听上去的确很累，但也是唯一安全的做法。世界是复杂的，但又不是随机的，知识也应当如此。求知的道路，意味着永恒的疲倦以及偶尔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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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能会奇怪，你不是要讨论“什么是国家”吗？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描述当代墨西哥？这是因为，今天的墨西哥，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这个概念的反义词，代表了一种国家力量被分散的社会力量瓦解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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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一命偿一命”这种朴素的道理，在现代社会，也需要代表国家的司法机构先进行审判，然后再由代表国家的警察执行死刑，而不是说受害者家人可以自己冲到杀人犯家里，当场把杀人犯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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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作为一种组织，国家与其他一切组织最根本的区别，是它在特定疆域内“暴力垄断”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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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如果我们深夜出去吃个小龙虾、喝个啤酒毫无心理障碍，这就是国家能力较高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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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人类也是花了数千年才大致厘清了国家的边界。我们今天在地图上看到的清晰国界线，背后可以说是无尽的血与火。而现在，大体而言，这200个左右的国家之间彼此对等地承认，俄罗斯人到波兰去，或者波兰人到俄罗斯去，跨越某个界限后，就得拿出护照让边防官员检查。中国和印度之间、肯尼亚和赞比亚之间、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之间，莫不如此。这种清晰性，固然有其代价——比如限制劳动力的流动，比如限制人道主义干预的程度，但是它也以这种蜂巢式的结构缓和了没完没了的边界暴力冲突。这有点像婚姻，虽然婚姻限制了我们的恋爱自由，但是它所提供的清晰“归属权”也限制了没完没了的恋爱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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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当韦伯将国家定义为“特定疆域内暴力垄断的机构”时，这位伟大的学者与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人，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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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叫《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其实它开篇第一句话就点明了，它说：“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政府的深度。民主和专制的差异，小于体现着组织性、有效性的国家和缺乏这些特质的国家之间的差异。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都属于有效的而不是软弱的政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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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然是“国家”对于秩序建构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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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第二个重大功能，是提供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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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视角解释的第三个方面，是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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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人们简单地认为，市场自由就是摆脱政府，就是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捆起来，然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开始工作。于是，就有了效率的提高、经济的繁荣，这就是所谓“自发秩序的扩展”。但是，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是这么简单，不存在所谓“自发秩序的扩展”，所谓市场自由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就像交通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交警在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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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就像交通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交警在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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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政府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because of政府干预，多大程度上是despite of政府干预，也有很多争论。大家以后可以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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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构历史悠久的国家，其“国家能力”也是起起落落。这一点，大家对比一下汉朝和魏晋、初唐和晚唐、清初和清末，都会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倾向于把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当作最理所当然的事物，然而，在常常不堪一击的人性面前，任何秩序都可能只是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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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这个北欧国家大家都知道，它经济发达，社会平等，环境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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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装备升级。古代打仗常常是近身肉搏战，所以贵族购置几匹马、一身盔甲、举着刀枪就能冲锋陷阵了。近代战争则需要使用大炮、各种火器火药，甚至需要战舰，这种装备常常只有靠“举国之力”才能供应，像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就是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砸锅卖铁砸出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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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西班牙大方阵、什么瑞典线性阵线，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才可能奏效，而长时间、大规模的军事训练也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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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了作为政府部门的人口统计机构、土地登记机构、税务部门、情报部门、粮食管理部门、装备采购部门、基建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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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家的国家能力之所以普遍偏弱，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非洲地广人稀，加上游牧经济，所以历史上没有密集的大规模战争，它的国家建构也因此缺乏动力。而在国家建构连续谱的另一端，则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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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春秋时期，打仗还是比较斯文的。我们知道，西周讲“礼制”，打仗也要讲究“礼法”，所以到东周的春秋时期，还有这种上古遗风。所谓的“师出有名”“不斩来使”“不鼓不成列”——敌人没列好队就不开打，都是周礼的表现。但是，随着战争越来越激烈，打仗就顾不上“吃相”了。到战国后期，战争的惨烈程度，作为中国人，我们都有一定的了解。著名的长平之战，秦军活埋赵国40万士兵，据说到20世纪都时不时还有长平之战的尸骨被挖出来，这是何等的惨烈。我看到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里有个估计，秦国动员的士兵人数占总人口的8%～20%，这是非常惊人的。即使是以骁勇善战著称的古罗马，动员的士兵也仅占总人口1%左右，而罗马帝国的辉煌，从统一和集权角度来说，欧洲再也没有成功地复制过。所以，中国的国家建构远早于欧洲、强于欧洲，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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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天下”靠什么？极端地说，靠“狠”，越彻底地把国家转化为一个战争机器，就越能打赢战争。但是，你不能靠战争机器去“坐天下”，就像你不能靠百米冲刺的速度跑马拉松。那么，除了战争，国家能力还能从何而来？答案可能很多，这次课我想讨论一个重要因素——文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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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僚制非常早熟。有人说起始于战国，也有人说起始于春秋，甚至还有人说起始于西周。不管起点在哪儿，官僚制在秦汉以后日益成熟，到了唐朝则登峰造极。以唐朝的中央政府为例，最著名的是其“三省六部制”，这个大家中学课本应该都学过。中书省负责起草政令，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又各有四司，一共24司，各司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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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武将和军人当政，西方历史上还有基督教教士从政的传统，像法国近代早期，很多“名臣”，比如著名的首相黎塞留，就是教士出身。还有商人当政，最典型的就是英国，干脆把东印度公司，一个公司，当作一个行政机构来用。总之，在许多国家的国家建构过程中，除了王权本身，舞台上活跃的是将军、贵族、商人、教士，反正没有读书人什么事。有些国王也喜欢读书人，比如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特别喜欢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会把他找过来求教，但也就仅限于谈谈人生和理想，他不会对伏尔泰说，你这么有学问，要不给你个部长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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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让人“口服”，笔杆子才让人“心服”。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曾经说，权力有四种形态：军事权力、经济权力、政治权力，还有就是意识形态权力。文人所掌握的，正是这第四种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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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崇尚读书做官、抑制武人、贬低经商、贬低技术的文化，从我们汉语里一些常用词汇，都可以看得出来，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骑士、武士往往是荣誉的象征，但是在中国，我们把习武之人叫什么？叫作“一介武夫”。其他行业也类似，商人经常被叫作“奸商”，技术创新被视为“奇淫巧技”，音乐叫作“靡靡之音”。但是读书人呢？“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就是科举制的妙处，它把社会精英的能量都吸附到政治角逐当中，越靠近权力中心，就越被视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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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不想在政府面前成为一个透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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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细节当然不是偶然的，它体现的，正是美国人的“国家观”。什么国家观？用个简单的说法，就是“反国家主义的国家观”。美国人对国家、对政府的怀疑非常根深蒂固，可以说到了一种条件反射式警惕的程度。当然，左派和右派的怀疑，角度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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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对国家的怀疑，是认为“国家”这个单位太大了，权力应该分散在各州、分散在社会、分散在市场；而左派对国家的怀疑，则是认为国家这个单位太小了，人权高于主权，全球主义高于国家主义，用公民资格来排斥移民、难民，太狭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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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立国后，立刻确立了“民众持枪权”原则，也就是说，政府主动放弃暴力的完全垄断权，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纪律良好的民众武装是自由国家安全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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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美国这个国家的优势从来不是国家能力，而是个体创造性和社会活力，是乔布斯和马斯克，是爱迪生和迈克尔·杰克逊。碰到需要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除非是极大的危机来临，它往往团结不起来，经常是特别迟缓和笨拙，不同层级和部门之间打来打去、互相拆台。可以说，美国这个国家，由于对国家权力的极度警觉，导致了一种“制度化的混乱”。 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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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独立战争后，北美的民众一开始就没打算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我们知道，独立战争前，北美不是1个殖民地，而是13个，这13个殖民地的关系，几乎相当于13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赶跑英国之后，大家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军队也解散了，华盛顿本人都回家种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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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们召集了著名的费城会议，也就是美国的制宪会议，推动松散的“邦联”结合成更加紧密的“联邦”。当时很多赶到费城开会的州代表，是到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会议不仅仅是为了修补一下邦联，而是要立宪、要建立更强大的联邦政府，所以有些人当场愤而退会。55个人到会，最后只有39个人签署费城宪法，那16个人，就这样白白错过了成为“开国之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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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联邦”这个词在美国的语境中意味着“集中”，而且是非常可疑的“集中”，那么你就找到了理解美国政治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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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部级干部大于厅级干部，厅级干部大于处级干部，这其中有清晰的等级关系。美国的联邦制却不能这样理解。特朗普的联邦政府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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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种去中心化的“国家观”，美国的联邦政府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我们上次课讲到，唐代中国设立了极其发达的文官制，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九寺五监十二卫，御史台、观察使、节度使……1000年后的美国，联邦政府刚成立时一共有多少个部门呢？四个。一个国务院，一个战争部，一个财政部，一个检察长，所以美国第一个内阁的画像里，加上华盛顿一共是五个人，也就刚够一桌麻将的人数加一个替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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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会认为，经济都危机了，政府还不救市？但是，当时的美国人觉得，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该破产的就破产好了，不破不立，所以政府翻个身接着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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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93年经济危机和1907年经济危机时，因为政府没有中央银行，没有政策工具，救不了市，那谁来救市呢？民间自救。摩根（J.P.Morgan），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著名的私人银行家，成为救市主角。比如，1907年金融危机，股价暴跌，利率飙升，流动性陷入僵局，而且危机也像100年后一样向全球扩散。当时摩根召集所有的大银行家到自己家里来开会，商量救哪些公司，不救哪些，怎么救。中间还给美国的财政部部长打了个电话说，方便的话，要不你也来一趟？不但救市场，他还救政府，当时纽约市政府借债太多，也因为金融危机破产，摩根就说，好吧，别着急，联邦政府救不了你，我们来救你，你发行债券，我组织人买。所以，有历史学家把摩根称为“一个人的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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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种狼狈，才刺激了之后美联储的诞生。而即使是美联储，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比，也是非常独特的，它不是一个银行，而是由12个地区性银行构成，并且这些银行本质上都是私有的，不是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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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美联储的独立性非常高，从一开始，它也内置了“把国家当作假想敌”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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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杰弗逊这样的反联邦党人眼里，一个理想社会就是一个安静祥和的自耕农社会，有点像老子所描述的，小国寡民，鸡犬相闻，邻国相望，却不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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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美国的国家建构，它政府职能的扩大、联邦权力的提升，其动力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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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国家能力越强大，一个国家的政治就越发展，那么世界上最好的政治体系应该是秦朝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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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从1936年罗斯福竞选连任时的得票率就可以看出。当年的总统选举，罗斯福得到的选举人团票是523张，其对手只有可怜的8张。这是总统选举历史上最悬殊的选举，可以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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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才是美国经验的真正特色——一个强大的政府，被一个更强大的社会和市场环绕。国家在成长，但是对于社会、市场和个体而言，它仍然是配角。我们常常把“治理”等同于“政府”，认为governance就是government，但是governance也可以来自社会本身。当一个社会不断涌现盖茨和马斯克，成就爱因斯坦和费曼，培育硅谷、好莱坞或者百老汇，其国家能力，从根本而言，是民间活力和个体创造性的溢出效应而已。这或许不是国家能力提升的唯一道路，未必能够被其他国家复制，甚至未必会被美国人自己的后代继承，但是，国强不必民弱，甚至民强国可更强，这一可能性的存在，还是鼓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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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政府软弱无力的一个几乎是羞辱性的证明，是特朗普规划美军完全撤离的方案时，其谈判对象是塔利班，而不是阿富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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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想，过去40余年，阿富汗尝试过君主立宪、威权共和、极左政权、神权政治、美式民主以及无政府，可以说神农尝百草，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政体，但是，在所有这些政体实验中，国家建构全都失败了。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说法，把阿富汗叫作“帝国的坟场”，其实，阿富汗岂止是“帝国的坟场”，也是“制度的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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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就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一个几乎完全被山地覆盖的国家，人类只是聚居在山间的峡谷地带而已。可以想象，在这种地形地势中，交通通信不发达的时代，不同社区之间交往非常困难，建立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更是困难重重，因为在这种地形地貌中，看上去似乎出门买个菜都像是去西天取经一样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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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自古以来，阿富汗的政治传统都是部落长老式的自治。直到1747年，阿富汗才建立了以当地人认同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式国家，也就是延续了200多年、1973年被达乌德推翻的杜兰尼王朝。大家注意，1747年，这在中国已经是乾隆年间了，是中华王朝帝国的尾声了。但是，对于阿富汗，这时候它的国家建构才刚刚开始。即使是杜兰尼王朝，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间接统治，王室所真正控制的仅仅是几个大城市而已，其他地方主要还是各部落长老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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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这种让帝国征服变得很困难的地理因素，同样也让国家建构变得很困难。所以，它是“帝国的坟场”，也是“国家的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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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说，战争缔造国家，但在阿富汗，战争不是缔造国家，而是摧毁国家。为什么？因为在阿富汗的背景下，战争往往是大国的代理战争，每一股势力本质上都是靠外力支撑，这种战争是无法真正完成构建国家的。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大家想想，骑车是锻炼身体的，但是如果你骑的是电动车，不是自主发力，而是靠电池发力，那么骑得再远也锻炼不了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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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曾经非常流行的一本小说《追风筝的人》里面就说到，塔利班连风筝都给禁了。如果不是这种“进口的”宗教极端主义，20世纪90年代的阿富汗本有可能回归1978年之前的样子，但是，由于苏联和沙特阿拉伯致命的“邂逅”，阿富汗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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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是个地地道道的多民族国家。大家从下图（图3-7）可以看到阿富汗大致的族群分布：普什图族是最大的族群，占人口42%；第二大族群是塔吉克人，占27%；哈扎拉人，9%；乌兹别克人，9%。此外还有俾路支人、土库曼人，等等。这种碎片化的族群格局，显然是大一统政治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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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当清王朝遭遇西方枪炮时，李鸿章说，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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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观念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作用。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当制度超前于观念太多，社会观念又会将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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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也只有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坚固的。因为如果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制度变革，有可能经济危机一到来就制度动摇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有可能换了一任领导人后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国际格局变动引起的变革，也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倒退。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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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可能知道过去十几年，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本国民主转型的电影。我看过的就有四部：《华丽的假期》《辩护人》《出租车司机》以及《1987》。其中，《华丽的假期》和《出租车司机》是讲1980年的光州事件；《辩护人》讲一个本来及时行乐的律师，如何转变为民权辩护人的故事；《1987》则是讲一个大学生朴钟哲的死，如何点燃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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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韩国当年，学生们为什么要放弃大好前程去与威权政府抗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接受了那种把政治权利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根据这种价值体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你观察电影里那些示威者喊的口号，不是什么具体的利益诉求，至少主要不是具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工资、养老金、物价、就业、住房，等等，而是什么？民主权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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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韩国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观念驱动的变革。在有些历史情势下，革命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韩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有工人运动的成分，却很难说是一场阶级革命，因为它的核心主体恰恰是既得利益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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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如果说观念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观念又是从何而来？“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观念状态，更自然的观念状态可能是“过好小日子就行了，谈什么政治”，或者“政治能当饭吃吗”。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为什么当年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这种观念成了韩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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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当然存在很多的解释。比如，学者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就论证说，观念的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用一句朴素的中国谚语来概括，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穿暖了，人们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等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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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里面有一段对话，一个女孩劝她所暗恋的男大学生不要去参加游行。她说，你以为你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白日梦了，醒醒吧。那个大学生说：“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为心太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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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你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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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尔哈特看来，工业经济强调流水线、纪律感、集体性、整齐划一，而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则要求个体的创造性、主动性和表达欲。当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自主的个体选择去塑造自身命运和社会命运，民主就越可能出现和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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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通过数据回归分析，给这种可能性做了非常精确的计算。他的结论是：当一个社会30%的人口强调“自我表达的价值”时，形式上的民主倾向于出现；而当一个社会45%的人口强调“自我表达的价值”时，实质性的民主倾向于出现。当然了，社会科学家给的这些精确数字，大家参考一下就行了，不必过于较真儿，毕竟社会科学家也不是星相大师，不能指定民主转型的黄道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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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来，不管是“社会资本”理论，还是“自我表达”理论，其实都强调一点——参与精神。毕竟，民主和威权的最根本区别，就是一个人说了算，还是很多人说了算。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人都不关心公共生活、不参与政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民主不可能运转起来。政治参与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可以是投票，可以是参加竞选动员，可以是上街游行或者签署请愿书，还可以是游说活动……甚至可以是写文章、转发文章、点赞跟帖。有一句话不是说吗，围观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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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参与精神是民主运行的根本性文化条件，那么泰国的民主屡屡崩溃，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文化中缺乏参与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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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正支撑民主运转的，未必是无节制的参与精神，而更可能是一种有限度的参与意识。关于这一点，政治文化学者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说得很透彻了。他在《公民文化》这本书中，比较了五个国家的政治观念。虽然书中关于实证材料的部分已经过时了，但是他的基本结论，今天来看，却是历久弥新。什么是“民主文化”？我们通常认为，越热衷于政治参与的文化就越是民主文化，但这本书认为，实际上，真正的民主文化，恰恰是参与精神、服从意识以及政治冷淡这三种东西之间的混合体。换句话说，民主文化未必是一种纯粹的“参与文化”，而是一种“混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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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观察相对成熟的民主政治，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国家，其民众不但政治参与意识很强，他们的规则意识、政治边界意识也相对较强，而后面这两个元素常常被忽略。以英国而言，2016年的退欧公投，几乎是恰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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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公投结果出来后，哪怕退欧派的优势非常微弱（51.9%比48.1%），留欧派是否诉诸了无穷的政治运动去推翻这个结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并没有。哪怕后来一度有民调显示，一部分“退欧派”其实后悔了，导致双方比例有所反转，但是公投结果就是公投结果，不能随便取消和抵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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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选举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愿赌服输的事情，而黄衫军的表现却像个一输棋就掀翻棋盘的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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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什么是民主文化？它既是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精神，也是一种对规则的服从精神，还是一种“允许专业之人办专业之事”的政治节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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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需要从“丛林资本主义”中拯救自身，宗教信仰需要从“原教旨主义”中拯救自身，爱国主义需要从“沙文主义”中拯救自身，民主，也同样需要从过度的政治激情中拯救自身。只可惜，无数道理，每一个国家、每一代人，往往都需要亲自撞得头破血流才能真正领悟。有时候，甚至撞得头破血流也难以领悟。或许是因为，很多时候，耐心比勇气更难达至，节制比热情更需要技艺。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对公民美德的嘉奖，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挽留它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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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学术问题最后往往演变为学者们内部的文字游戏，但是，“为什么人会作恶”，确切地说，“为什么人会在特定情境下变得邪恶”这个问题，却翻越了学术的高墙，成为令几乎所有人着迷的大众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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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分析艾希曼这个人，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会作恶”这个问题，帮助我们探测当下的自我和那个潜在的邪恶自我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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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更高、更大的图景去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会发现，是的，“我”，作为一个个体，的确没有杀人，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却杀了无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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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这正是邪恶政治的秘密。它把邪恶切成一小份一小份，小到每一份邪恶的实施者完全感受不到邪恶的分量，他们只是恪尽职守，把面前这一块画板画好，但是，当所有的画板都画好，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拼图时，一个极其恐怖的画面却出现了。这也是为什么艾希曼觉得特别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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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我看过的所有纳粹历史记录中，几乎所有的纳粹分子都觉得自己很冤，在他们看来，我只是一万分之一，做了0.001%的恶，你们却把我当作100%的恶棍来审判，这也太不公平了。殊不知，他可能对每一个受害者的死只需要负0.001%的责任，但是他要对几百万个人的0.001%负责，即使从数学上来说，他手上所沾染的鲜血也是无数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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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利益是普通人作恶的两个台阶，第三个台阶，则是意识形态。恐惧让人沉默，利益让人积极，意识形态则令人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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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是什么？我们之前也讲到过，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翻译软件，把一个混乱的、无序的世界“翻译”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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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常见的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就是以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去否认一个文化总体的价值倾向性。比如，如果我说，中国人倾向于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可能立刻有人会说，“我就认识谁谁谁，他完全没有民族主义观念”；或者如果我说，穆斯林世界对同性恋更缺乏宽容，可能立刻有人会说，“我就认识哪个哪个穆斯林，他们完全能够接受同性恋婚姻”。显然，我相信，每个文化内部都会有多元的声音，但是，我理解的文化差异，不是指每个文化铁板一块、万众一心，而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每个文化圈的“平均观念水位”或者“中间观念水位”的位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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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或许不是全世界民众是否热爱自由，而是当自由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比如当自由和平等发生冲突时、当自由和秩序发生冲突时，人们如何排序？面对价值的冲突，也就是所谓“诸善之争”的时候，价值的排序或价值序列中的权重不同，就带来政治文化的差异，这才是“文明冲突”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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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些文化重视秩序超过自由，有些文化则重视自由超过秩序；有些文化认为主权比人权重要，有些文化则认为人权比主权重要；有些文化更重视平等，有些文化更重视效率；等等。我在清华大学工作，如果我问我的学生怎么看待“港独”“台独”，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会义愤填膺、拍案而起，但是我记得在英国工作的时候，我也问过N个我的英国学生，如果苏格兰独立，你怎么看？结果他们大部分都表示，他们想独立就独立呗，慢走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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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多元文化主义”需要所有文化群体同时恪守自由、宽容、民主的底线，而这是一个极高的底线。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种族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不断发炎的政治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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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明圈呢？似乎也没有拧成一股绳。在2019年皮尤的民调中，[1]全球对中国的正面印象比例最低的，居然是日本——只有14%的日本人对中国印象正面，而85%选择了负面。其他邻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韩国选择正面印象的为34%，印度为23%，印尼为36%……事实上，亚太地区对中国印象正面的比例，平均而言，比非洲、拉美甚至欧洲更低。可见，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未必是同盟的保证。事实可能相反，距离有时候反而更产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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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美国工厂》，其实就深刻地反映着这种价值冲突。在中国工厂，加班加点被视为“吃苦耐劳”的美德，而在美国工厂，则被视为侵犯劳工权利，这种观念的差异，可以说体现在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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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不想回到一个人均寿命30岁的时代，一个极端贫困率90%的时代，一个得了天花只能默默等死的时代，一个女性没有受教育权、就业权和婚姻自主权的时代。别说我不想回去做一个普通女性，你就是让我回去当皇帝我也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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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们想象过去的时候，似乎假定自己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还会是衣食无忧的知识分子。其实，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结构，一个随机空降的人，更有可能成为农民、铁匠、马夫，换句话说，你“梦回唐朝”的话，不大可能成为“一将功成万骨枯”里的“一将”，更可能成为其中的“万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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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想看，一边是生产成本急剧地通货膨胀，一边是商品不让涨价，结果是什么？结果当然是商店关门大吉了。于是，委内瑞拉的短缺经济变得更加严重。我看相关报道的时候，有一个小细节印象很深，因为短缺经济造成人们到处排长队买东西，而政府觉得超市门口到处排长队太有损国家形象了，于是发明出各种办法限制排队，比如，只能在超市后门或者车库排队，或者人们按照身份证号码轮流出门排队，比如，身份证尾号是1，周一排队，尾号是2，周二排队，等等，可以说是各种荒诞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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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委内瑞拉走到今天，不是源自“坏人”的贪婪腐败，而恰恰是源自“好人”的道德激情。当正义感变得不容置疑，当平等成为唯一的宗教，恶的大门也可以被善的手指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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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电影中的小丑阿瑟，代表着一无所有的底层民众，他们被羞辱、被嘲笑、被所有的大门关在外面，而电影中的市长、老板、华尔街恶棍以及脱口秀大腕，则代表着对大众疾苦视若无睹的精英阶层。导演和编剧似乎是想通过这部电影向社会发出一个警告：不要无视底层的痛苦，他们的愤怒最终可以把整个社会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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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说到不平等，其实最严重的既不是发生在美国，也不是发生在中国或者任何具体的国家，而是发生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全球各国之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却很容易被人忽略的视角，因为我们常常把国家作为思考的容器，而这个容器有时候对思维会构成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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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觉得，出身于哪个阶层是抓彩票，其实，更大的彩票是出身于哪个国家。从新闻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穷国的穷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富国，其实，某种意义上，这真是一种理性选择，因为只要你能成功偷渡并且在富国存活下来，你自己、你的孩子就改变命运了，把世界大多数人口甩在后面了。换了我，如果是穷国的穷人，没准也会去冒这个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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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穷人的政策偏好更倾向于贸易保护、更反对移民、更反对堕胎、更怀疑全球变暖，而今天的左翼恰恰支持全球化、支持移民、支持堕胎权、支持环保主义等，所以，恰恰是不平等的影响力，也就是决策中的精英主义成分，使得他们的政见更有机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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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主张给富人减税，而拜登主张给富人加税，如果华尔街人士坚决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他们应该一边倒地支持特朗普对不对？但事实是，到2020年大选前，金融界给拜登的捐款比给特朗普的捐款多出了5倍。[5]所以，和我们前面谈到韩国时的情况类似，观念的力量有时候会战胜利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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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就又回到我们在前面讲到过的，不成比例的悲观主义或许满足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激情，却可能带来错误的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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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平衡才是最艰难的。我们希望那些年轻的保安、快递、保洁中被埋没的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能够有机会实现自我，但我们也害怕过于均等的社会让潜在的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失去奋斗的激励机制。我们不想看到饥饿和无家可归，因为在财富剧增的今天，这是不必要的残忍，但我们也担心，过度再分配成为委内瑞拉式的杀鸡取卵。我们恐惧贫富悬殊引发的政治动荡，但是我们也恐惧劫富济贫自身引发的政治动荡。诸善之争是人类最大的困境，所有的答案都只是特定情境下的“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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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善之间能否实现平衡？当然可能。比如，北欧国家既高度发达，又相当平等，说明鱼和熊掌可能兼得。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北欧模式有无数的社会、历史、文化甚至地缘条件，也可能带来某些经济社会成本，而许多其他国家的类似追求却一再失败。从王莽改制到法国大革命、从苏联极左的扭曲到柬埔寨的噩梦，从南欧债务危机到拉美的“粉红革命”，历史一再展示，追求平等这件事，我们或许有一种方式把它做对，却有1000种方式把它做错。如果我们相信历史是值得敬畏的，而文明常常是一座脆弱的纸牌屋，那我们就不得不怀着谦卑和审慎，去寻找隐藏在荆棘深处的第1001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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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表达的正是这种政治现实主义主张。据说，这句话的完整表述是这样的：“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the attainable – the art of the next best.”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可行性的艺术，是次优的艺术。这个完整说法，更清晰地呈现了它的“政治现实主义”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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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政治现实主义，我举个例子。今天的中美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我们指望两个国家换届领导人，就能通过运筹帷幄使中美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这就是art of the impossible了，不现实。但是，如果两国政府趋利避害，小心避雷，保持不温不火的和平，却是可能的，这就是art of the possible了。换句话说，政治是一种艺术，但不是一种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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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政治注定只是美好生活的前一半，而后一半则取决于社会、市场、文化以及每个人的努力。这种不对称，就是我所理解的“政治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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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当代世界的这片海洋，我想引入一个概念——“自由霸权”。用英语来说，叫作“liberal hegemony”。“二战”以来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可以说，就是自由霸权逐渐崛起。什么叫“自由霸权”？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两个词，一个是“自由”，一个是“霸权”。顾名思义，所谓“自由霸权”，就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霸权国家”。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欧美阵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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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时候，我普及的不是所谓“常识”，而恰恰是迟疑。 有时候，我会为政治知识的这种“原地踏步”而绝望。在其他领域，人类的进步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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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在建造一座层层累加的高塔，社会科学的知识则更像是西西弗斯在推石头，推上去，掉下来，再推上去，再掉下来。或许有人认为西西弗斯的努力是一种徒劳，殊不知原地踏步或许正是对自由落体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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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宪章》或许是理解自由霸权的一把钥匙。我们都知道，《大西洋宪章》是1941年英美两国在一艘军舰上签订的协议，内容是确立战后重建世界秩序的原则。《宪章》第一条：英美两国战后不寻求领土扩张；第二条：其他国家也不能随便寻求领土扩张；第三条：民族自决和人民主权；第四条：推动世界自由贸易……当然还有更多的，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一地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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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显示，过去40年左右，美国蓝领阶层的真实工资水平，也就是扣除了通货膨胀之后的工资水平，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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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济没有发展，那么真实工资不变也就认了，问题是，这恰恰是一个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只不过CEO们财富爆炸性增长，白领阶层也与有荣焉，只有蓝领工人成为“没有赶上火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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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人说，现在世界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各国的全球主义者站在一起，与四面八方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当年，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事实却是，经过这一轮的“超级全球化”，无产者没有联合起来，全世界有产者倒是先联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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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朋友会说，各个国家的民众都认同民主，但是大家对民主的理解不一样，土耳其人、伊拉克人、卢旺达人想要的民主，未必是英国人、德国人或者美国人想要的民主，不是选举民主、竞争民主、程序民主，而更可能是绩效民主，是政府解决民众就业、是安全、是水电供应。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缺乏实证依据，因为观念调查显示，世界各地的绝大多数民众并没有把“程序性民主”和“绩效性民主”对立起来，他们这两种东西都想要，并不是说想要这个就不想要那个。

呼吸

马可接着又注意到德雷克的嘴和他自己的嘴是如何不同。数码体的嘴和人类只是看起来相似；尽管它们说话时嘴唇也在动，但数码体的语音发声器并非基于物理结构。马可很想了解声音产生的机理，德雷克每次说话时，他都要把手指放到德雷克的嘴唇上去感受。而波罗则惊讶地发现，当德雷克吞咽时，食物真的从他的喉咙中通过，而不是像数码体食物那样直接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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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开始运转一些救助点，收养被人类抛弃的数码体，希望能为它们找到新主人。这些志愿者采取了许多不同的策略，有的让数码体不受干扰地运行，有的则每过几天就把数码体恢复到上一个标记点，以免它们因被抛弃而产生心理隐患，增加被人认领的难度。这些策略都没能有效地吸引潜在顾客。偶尔会有人想尝试抚养成熟的数码体而不愿意从婴儿期开始养，但这样的领养大都不会维持很久，最后收养所实际上变成了数码体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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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会有人想尝试抚养成熟的数码体而不愿意从婴儿期开始养，但这样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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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克斯似乎对这回答很满意，这让她松了一口气；他好像还没意识到自己可以向别人索取承诺，而她也不得不尴尬地承认，自己很高兴不用向他作出这番承诺。还好她清楚，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公司需要挂起吉祥物，不会只挂一只，而是全部挂起，这样至少在群体内部不会出现经历上的差异。假如公司什么时候想要把吉祥物调回之前的时间点，情况也是如此。当顾客发现自己的数码体要求过高时，公司提出的建议里就包括恢复到较早的标记点。有人议论说，公司也应该对自己的吉祥物这样做，以表示对这项策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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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年过去了，形势逐渐变得明朗起来：蓝色伽马正在逐步关闭它的各项业务。没有足够的顾客愿意尝试永远温顺如一的数码体。公司内部讨论过很多提案，比如可以听懂语言但不能说话的数码体品系，但是为时已晚。顾客群体已经缩减成一个小小的核心用户群，而他们带来的收益并不足以维持蓝色伽马的运作。此后，公司将会发布一个免费版的食品发放软件，让那些仍想养着数码体的顾客能永远养下去，但是其他问题就只能靠顾客自己解决了。 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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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喜欢数码体，可大部分人觉得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养数码体就好像为公司无偿工作一样。安娜本来确信罗宾肯定会领养一只的，可是午餐时间罗宾抢先告诉了她一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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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编辑软件绕过了数据地球自身的物理模拟，某种意义上讲这确实是魔力。德雷克每天下班后登入数据地球时，马可和波罗都会向他展示他们做出的小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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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贾克斯还有其他一些数码体一起上阅读课，他们似乎很喜欢这门课程。数码体并不是从小听着床边故事长大的，因此他们不像人类的小孩那样，对文字有特殊的痴迷。但他们普遍的好奇心——还有主人的夸奖——却促使他们去探索文字的种种可能用途。德雷克为这个过程激动不已，也时常叹息蓝色伽马过早倒闭，没能见证这一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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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打开了德雷克的进程管理器——他们两人都给了对方最高账户权限，然后关掉了马可和波罗。但她没有关掉其他数码体的权限，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她看出了他们的不安和困惑。他们并没有动物那样的“战或逃”[9]的应激反应机制，也不会因为闻到信息素[10]或听到呼救信号而作出反应，但他们确实有类似于镜像神经元[11]的结构。这种结构有助于他们学习和社交，但也意味着他们看到电视上的场景后会感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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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克认为这个想法荒谬至极，一群被抛弃的孩子不可能主动去学习，不管留给他们多少书也没用。因此他对结果毫不惊讶：每一个测试种群最后都完全变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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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的结论是千纸基因组中缺少了一些东西，但在德雷克看来，错在研究者自己。他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复杂心智不可能自动产生，不然也不会有狼孩了。而且心智也不像野草，无人照看也能茂盛生长，不然孤儿院里的每一个儿童都应该能茁壮成长。只有接受了其他心智的栽培，一个心智的潜力才可能被完全开发出来。而这种栽培正是他一直努力带给马可和波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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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数码体并没有现成的指南。把养宠物或养孩子的技巧用在他们身上有时能成功，有时会失败。数码体的身体很简单，他们走向成熟的旅程中，不会像有机躯体那样因为激素而遭遇青春的心情风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有心境起伏，也不代表说他们的性格永不改变。在神经源基因组所能提供的相空间[12]内，他们的心智在不断探索新的领域。其实，数码体甚至有可能永远也达不到所谓的“成熟”；所谓“发育平台期”的概念是基于生物模型建立的，对于数码体未必适用。他们的性格可能会一直以同样的速度演化下去，直到他们被挂起为止。只有时间能回答一切。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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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指的是一只名叫安绰的玄思数码体，他的主人布莱斯·塔博特把他训练成了个人助理。塔博特曾把安绰展示给“虚拟星期五”看——这是一家专门设计行程安排软件的公司——并成功引起了公司决策层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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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确认一下我们都明白自己抚养数码体的动机。要是我们的数码体能学会实用的技巧，那当然好极了；但假如他们学不会，我们也不应该觉得这是失败。也许贾克斯确实能挣钱，可他并非为挣钱而生的。他和那些德雷塔、那些除草机器人都不一样。不管他能解决多少谜题，能做多少工作，这都不是我把他养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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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希望我事先告诉你，然后剥夺你的这些乐趣吗？” 年少无知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很多习俗毫无意义，长大以后才渐渐醒悟过来。就这样，哈桑明白了：事先透露有好处，但同样地，不透露也有其好处。“不。”他说，“你没有提醒我，这样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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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流感疫情过后，经济陷入了衰退，虚拟世界也随之发生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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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克的眼睛瞪得老大，“你开玩笑吧。”他说。捷立亲是一种智能透皮贴剂，每当某个特定的人在场时，就会释放出一定剂量的催产素[21]和阿片类试剂[22]的混合物。这通常是用来挽救濒临崩溃的婚姻还有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的，最近刚进入非处方药领域。“天哪，这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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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爱意能让训练效果更好，而要让训练员喜欢上玄思数码体，唯一的办法就是药物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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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不可能，但那并非我们的目标。我们给他们的角色是人形的，但他们并不是人类。要知道，我们并不打算复制真实人类的性体验；我们希望提供非人类的伴侣，但要迷人、有爱心，而且对性有真正的激情。零一欲望相信，这是一个全新的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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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也是这样吗？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对亲吻小男孩这事没有一丁点兴趣；假如这事由我说了算的话，那情况永远不可能改变。”蔡斯微微一笑，有些羞怯，似乎是在暗示说她现在有多么喜欢亲吻一样。“我们都会产生性意识，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零一欲望对数码体所做的改造和这件事并没有本质区别。事实上，我们的改造要更好。有些人面临性倾向的问题，一生都在痛苦中度过，但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数码体身上。每一个数码体都会和一个完美相容的性伴侣配对。这不是胁迫，这是最完美的性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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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法人的时候，我自由犯自己的错误，”马可说，“那才关键。” “你还没作好成为法人的准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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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克有些不知所措。他草草结束了讨论，让数码体去做他们的功课；但马可说的话却在他脑中挥之不去。一方面，马可的有些论述相当有道理，但德雷克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大学时光，很明白拥有辩论技巧不等于成熟。他又开始想，如果数码体也有法定成年年龄该多好，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想这件事了。没有法定年龄，判断马可何时能成为法人的责任就全落在了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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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告诉他们，蓝色伽马那时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正确：经验不仅是最好的老师，而且是唯一的老师。如果说她在抚养贾克斯时学到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没有捷径。如果你想创造出二十年的生命所带来的常识的话，那你就得投入二十年。你无法在更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同等价值的探索体系，经验这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是不能被压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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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她也意识到了爱意在训练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爱意在最需要耐心的时候产生耐心。安娜不屑于将这种爱意像产品一样制造出来的想法，但她必须承认现代神经医药学的研究成果。如果让她在训练玄思数码体的时候脑子里一直充满催产素，不管是否出自她的意愿，她对数码体的态度肯定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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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永远不可能挽救每一只数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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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妻子被这个想法吓得够呛，决定不管技术多么发达，我们女儿也要永远把传统的读写能力作为自身发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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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篇文章的作者所预见的不同，她不用口述消息并要求虚拟秘书重复刚刚所说的内容，只用在心里默念，视网膜投影仪就会在她的视场显示出文字，然后她再用手势结合眼球移动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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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些日子，哈桑和他年轻的自己分手道别。他离开开罗，去大马士革做买卖。丈夫不在的时候，拉妮娅找到了哈桑向她描述过的那家店铺，迈过年门，来到她年轻时代的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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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拉妮娅期待已久，她盼望着得到预料中的欢愉。但她吃惊地发现，哈桑竟然十分笨拙。她清楚地记得他们俩结婚那一夜：他是那么自信，他的抚摸让她忘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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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接下来的每个下午，拉妮娅都和哈桑在她租的房子里幽会，向他传授爱的技艺。她告诉他：“给予对方的欢愉越多，你得到的欢愉就越多。”拉妮娅不由得心里偷笑；她这句话真是半点不假，千真万确。没过多久，他便掌握了这种技艺，表现出了她记忆中的那种本领。她也从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比她身为年轻女人时得到的享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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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镜使用由磁阱隔离的离子阵列交换信息，当棱镜被激活，泛波函数分成两支，这些离子仍处在相干叠加态，仿佛在刀刃上获得平衡，跟每个分支都能通信。每个离子可用于从一个分支向另一个传输1比特信息，要么是0，要么是1。读取0/1的操作会引起离子退相干，永久性地把它从刀刃上撞向一侧，传输下一位信息需要另一个离子。你可以用离子阵列传输按文本编码的一系列比特，如果离子阵列足够长，你可以传输图片、声音，甚至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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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我们必须先谈谈。”巴沙拉特说，“我不会询问您的目的，我会等待，直到您愿意告诉我的那一天。但我必须提醒您：已经发生的事是无法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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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过去降临在您身上的不幸，您是无法避开的。无论安拉赐予您的是什么，您只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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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所有人都在不断犯的错误就是，一旦看见平行自我走运，就会认为自己也有资格交同样的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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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利通加跟他的平行自我在棱镜激活一个月后交换天气预报时就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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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利通加在一篇名为《基于普雷加平行世界通信仪的大气误差大规模增长研究》的论文中发布这些结果后，对于天气能对历史进程产生什么程度的影响，历史学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怀疑主义者承认，这可能从各个方面影响个人日常生活，但是创造历史的事件结果由天气决定的频率是多少呢？斯利通加没有参与讨论，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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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卵是平缓且规律的过程，所以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到了特定时间，同一个卵细胞都会从卵泡中出现。然而，精子到达卵子却跟抽中彩票一样，取决于绝对随机的力量，即使在两个分支里性交过程所在的外部环境看似相同，只要存在一个无法感知的微小差异，就会导致不同的精子使卵子受精。因此，两个分支里的天气模式一旦变得明显不同，所有的受精过程都会受到影响。九个月后，全球各地的每位母亲将在不同分支生下不同的婴儿。如果两个分支中诞生的婴儿性别不同，那将是最直接的证据；即使性别相同，结论依然成立。一个分支的新生儿迪伦不同于另一个分支的新生儿迪伦，他们是亲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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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聊”工作的一部分，莫罗维护一个互助小组列表，组里都是些使用棱镜时内心挣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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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陆军将领购买了一台棱镜，因为他觉得自己可以把一条时间线用作超级真实的军事演习。他打算让他的平行自我在另一条时间线开展军事入侵，这样他们就能看到对方的应对方式。结果，刚联系上平行自我，他就发现了这个方案的缺点，因为对方也打算以完全一样的方式利用他。每条时间线在它自己的居民看来都至关重要，没人愿意当别人的小白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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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特过去跟文妮莎一样，总是把自己的问题归罪于别人。多年以来，她认为自己因强闯民宅被捕是她父母的过错：如果他们没有更换她家房子的门锁，她就不用闯进去寻找值钱的东西换毒资。奈特花了许久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文妮莎显然还没走到那一步，这也许是因为她发现丹娜愿意承担责任。丹娜对文妮莎做过些糟心事，这点毫无疑问，可那都是在多年以前。如果文妮莎现在还没过上正常生活，那就是她自己的问题，不是丹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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棱镜的一个流行用途是跟自己合作，通过跟平行自我分割项目任务来增加产出，每个人做一半的工作，然后共享成果。有些人尝试购买多台棱镜，这样他们就能加入由各种不同的自己组成的团队。然而，并不是所有平行自我之间都能直接联系，这就意味着信息需要接力传递，棱镜数据簿的消耗也就更快。不少合作项目突然终止，就因为有人低估了他们的数据用量，在一条分支上完成的工作被传送出来之前穷尽了数据簿，导致项目数据永远无法被其他分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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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回头的东西有四件：说出口的话、离弦的箭、逝去的生活和失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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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认识到，我永远不会跟平行自我形成那种关系，所以我决定摆脱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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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这一天比我刚刚离开的那一天凉爽得多。我的后背仍能感觉到刚离开的那一天的热气。热气透过年门吹来，柔和得像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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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蕾娜大声回答：“我曾看到过，棱镜流行以来，激情犯罪的数量增加，虽然不多，但具有统计学意义。” “没错，”凯文说，“所以这个理论不能成立。激情犯罪数量增加——即使增加得很少——这一事实证伪了这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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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改变的不仅是你在这条分支里的行为：你是在给将来产生的所有分支中的自己打预防针。通过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是在确保从此以后一个更好的你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分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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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凋谢时，花瓣一片片脱落；我的希望也一样，一天天枯萎。商队抵达这座祥和之城时，我知道已经太迟了。但通过城门的时候，我还是向卫兵们打听，这里是不是有一座清真寺倒塌了。第一个回答的卫兵说他没听说过。那一刻，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也许我记错了事件发生的日期，我到底还是及时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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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让我告诉您，弥留之际，她仍旧想念着您。她让我告诉您，虽然她的一生很短暂，但却十分幸福，这全是因为有了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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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悲痛中的人用不着感激任何人。”她说，“愿安宁与您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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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离开以后，我在附近徘徊了好几个小时。我哭泣着，但这是解脱的哭泣。我回味着巴沙拉特的话。他说得太对了：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我们都无法改变，只能更深刻地理解它们。我这一次回到过去的旅行什么都没有改变，但我知道的事情却改变了一切。事情只能是这样，必然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人生是安拉讲述的一个个故事，那么我们既是故事的聆听者，又是故事中的角色。聆听和扮演人生这个故事，我们最终才能从中得到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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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趣的是，索恩已经进行了一些数学分析，表明你无法用这台时间机器改变过去，而且，只存在唯一一条自洽的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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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突然想到，时间旅行故事的递归性可能与《一千零一夜》故事套故事的传统很贴合，这听起来像一个有趣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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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正常生活中，我们可没有把对于空气的需求看得那么严重。大家觉得，到空气补给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为补给站是最主要的社交场所，我们在那里既能补充生命的给养又能获得情感的满足。大家在家里都备有充满空气的肺，可是孤单一人的时候，打开胸腔更换肺似乎成了一件烦心的琐事；但是和大伙一起补充空气却是一种社交活动，一种共同分享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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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大家觉得，到空气补给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为补给站是最主要的社交场所，我们在那里既能补充生命的给养又能获得情感的满足。大家在家里都备有充满空气的肺，可是孤单一人的时候，打开胸腔更换肺似乎成了一件烦心的琐事；但是和大伙一起补充空气却是一种社交活动，一种共同分享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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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关于记忆的主导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所有经历都被刻在了金箔上，脑部破裂时，气体的冲击力撕碎了这些金箔，形成了后来发现的那些微小碎片。解剖学家收集起这些金箔碎片——它们薄得可以透过光线，只不过光的颜色会变绿——花上好些年的努力把它们拼成原样，希望最终能够破译死者临终的经历在金箔上留下的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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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猜测认为，大脑的结构是这样划分的：一台引擎位于头部的中心，实现现实认知，环绕在它周围的是一系列存储记忆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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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部件都有一个专属的空气储备器，从大脑基部的调节阀伸出的软管为它补充空气。我把潜望镜对准了最后边的那个部件，利用遥控机械手，迅速取下输气软管并装了一根更长的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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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空气恰恰就是我们思维的媒介。我们的思维就是一种气流的模式。我的记忆被记录下来，不是通过金箔上的刻痕或者开关的位置，而是依靠持续不断的氩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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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明白了为什么缺少空气致死的人在安装好充满空气的肺之后仍然无法恢复生命。持续的气流形成气垫，使网格结构中的叶片维持平衡状态，也使得它们来回的摆动非常迅速。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气流停止，一切就全都丢失了，所有的叶片都垂下来，呈现同样的悬挂状态，它们所代表的思维模式和意识都被擦除了。恢复空气供应无法复原失去的一切。这也是高速思维的代价，更加稳定的存储思维模式的媒介意味着意识运作速度的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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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夸奖，但这并不是靠手法玩出的花样。右侧环口在左侧环口之前，比它早了几秒。穿过这个环，就是瞬间穿过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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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是我们的思维纯粹是气流的模式，而不是齿轮的运动，这个问题就严重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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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器压力降低了；我们肺部的气压特别高，空气必须经过一系列的调节阀降压后才能送到大脑。我觉得思维能力的减弱一定源于反方面的因素：外界环境的气压在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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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可能呢？这个问题一出现，唯一可能的答案也变得明确了：我们天空的高度一定是有限的。在我们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外，环绕我们这个世界的铬墙向内倾斜，形成一个穹顶；我们的宇宙如同一座密室，而不是一口开放的井。空气逐渐在密室中积累，直到气压与地下气槽中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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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铭文最初，我说空气不是生命之源，这就是原因所在。空气既不会创生，也不会消失，宇宙中的空气总量保持恒定。假如我们的生命只需要空气，那么我们永远不会死。然而真正的生命之源是气压差，空气从稠密的地方流向稀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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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思维和活动，以及我们所造的每一台机器的运转都是靠流动的空气来驱动的，不同压力间达到平衡的趋势产生了这种动力。一旦宇宙间各处的压力达到平衡，所有的空气将不再流动，变得毫无价值。总有一天，我们将被静止的空气所围绕，无法从中获得半点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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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不是在消耗空气。每天我从新换的肺中获取的空气完全从肢关节和身体外壳逸出，排放到周围的大气中。我只是把高压空气变成了低压空气。我身体的每一个动作都对宇宙气压的平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所思考的每一个想法，都加速了世界末日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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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在别的场合认识到这一点，我会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冲到大街上。但是以我现在的情形——身体锁在固定支架上，大脑四处悬挂在实验室里——那么做是不可能的。我能看见自己喧嚣的思维引发大脑中的叶片飞速运动，这反过来又增长了我对这种约束状态的不安。在这样的时刻恐慌起来可能会导致死亡：被噩梦般困住的同时再不由自主地扭动身体，挣扎着对抗身体的束缚，直到空气耗尽。有意无意间，我的手调整了操纵杆，把潜望镜的视场从网格结构转向了工作台面。不用再观察和放大自己的恐慌心理，我也得以平静下来。重新恢复镇定之后，我便开始了组装自我的冗长过程。最后我把大脑恢复到初始的紧凑结构，装好脑壳，然后从固定支架上解脱出来。 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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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主义者继续从事他们的工作，他们确信总有一天会造出一台机器，使产生的压缩空气比消耗的多，那将是一个永恒的动力源，补充宇宙失去的生命力。我不像他们那么乐观，我相信气压趋于平衡的过程不可逆转。我们宇宙中所有的空气最终会均匀分布，不会有哪个地方更稠密或更稀疏。活塞无法驱动，旋翼无法转动，就连头脑中的金叶都不再运动。气压消失，动力枯竭，思维凝固，宇宙达到彻底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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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提供动力的空气还能驱动别人，助我刻下这些文字的空气有一天会流过别人的身体，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欣慰。我不会欺骗自己说，这是我再生的方式，因为我不是那些空气，我只是空气流动模式的体现，暂时的体现。我是一种模式，我所存在的整个世界也是一种模式，而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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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篇说明的原因即在于此。我希望你就是其中一位探险者，希望你发现这些铜板并破译上面的文字。不论你们的大脑是否由我思考时消耗的空气所驱动，通过阅读我的文字，你的思维模式就模拟了我曾经的思维模式。以这种方式，我从你身上获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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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想，得以存在便是一个奇迹，能够思考就是一件乐事。我觉得我有权告诉你这一点，因为在刻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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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我们通常认为进食是因为需要食物中的能量，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能量守恒定律说能量既不会创生，也不会消失。我们在持续辐射能量，其速率跟我们吸收能量的速率大体相当。区别在于我们辐射的热能是高熵能量，也就是无序的能量，而我们吸收的化学能是低熵能量，即有序的能量。也就是说，我们在消耗秩序，造成无序，我们靠增加宇宙的无序度为生。正因为宇宙诞生在一个高度有序的状态，我们才能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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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任务很适合安娜当下的心情：不那么困难，足以让她有必胜的信心；但也没那么简单，足以让她体会到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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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数码体，这些不是理想化的宠物，卖给没法全心全意去养真正宠物的人的那种；它们没有那些宠物的可爱劲儿，一举一动都很笨拙，看上去也不像是数据地球生物圈里的那些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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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最近的事。我们的研发团队去年看了几个博士的会议展示，然后就雇用了他们。现在我们搞出了一个基因组引擎，我们管它叫‘神经源’，就认知功能的发育而言，它比现在市面上其他引擎都强得多。而这些小家伙——”她指了指幼儿园的居民们——“就是我们迄今为止产出的最聪明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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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又如何让时间像水流一样注入管子的一端开口，让它在里面变得黏稠如糖浆，从另一端缓缓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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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犹豫了一下，当初她上大学时设想的未来可不是这样。小时候她梦想着追随弗塞[4]和古道尔[5]的足迹，前往非洲；但等到她研究生毕业时，野外的猿类已所剩无几，她的最佳选择就是在动物园工作。而她现在面对的是一份虚拟宠物训练师的工作，从她的职业轨迹中可以察觉到现实世界正在逐渐淡化，影响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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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试过把自己的观点告诉别人，可决定权不在他，因此他不得不仔细考虑怎么把这件事做得像样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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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认同蓝色伽马的人工智能设计思想：经验是最好的老师，因此，与其把你想让人工智能知道的东西编进程序里面，还不如让它们掌握学习能力，然后卖给用户，让用户自己去教。与之相对，为了让用户乐意付出这种努力，数码体的每一个方面都必须讨人喜欢。它们必须有迷人的个性（软件开发者们还在为此努力），外貌也必须可爱（这就是德雷克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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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一只数码体对它的同类或者安娜产生强烈愤恨感的时候，她就会记录下这只数码体，然后在它的下一代身上剔除特定的基因组。这有点像是为狗选种，但不妨说更像是在一个测试厨房里工作：不断地烘烤出蛋糕，然后一一品尝，以求找出最完美的烘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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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主人甚至把他们的数码体带到赛车区，让它们搭乘自己的车辆。虚拟世界就是数码体的地球村，数码体则在其中化身为一条条社会纤维，编织出全新的宠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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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克叹了口气。看来没办法改变这人的想法了。他只希望这人能就此终止他的数码体，而非一直用错误的方式去抚养。蓝色伽马已经尽其所能去减少虐待行为了：所有神经源数码体都装有痛感阻隔器，让它们对虐待免疫，从而对施虐狂也没有吸引力。不幸的是，面对有些伤害，没有任何办法能保护它们，比如忽略。

送你一颗子弹

@: 刘瑜作品集 (刘瑜)

你想想，深夜的大街，雨中，路灯下，一个带帽子的黑人举着圣经高喊哈里路亚，这个诗意的疯子，他在建造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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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疯子”并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词汇，政治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那些在另一个层次实现均衡的人。 均衡，我喜欢这个词，它表明一切上升或者坠落或者旋转或者破碎都有一个优雅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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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理想住宅，我也有非常固执的念头。我就想住在大城市。高层公寓楼10层以上，开放式厨房，竖条的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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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日记里大言不惭的写道：出于责任感，我承担了全世界的孤独。我的意思是，我不但孤独，而且我的孤独品种繁多、形态各异：在女人堆里太男人，在男人堆太女人；在学者里面太老粗，在老粗里面太学者，在文青里面太愤青，在愤青里面太文青，在中国人里面太西化，在外国人里面太中国……我觉得上帝把我派到人间，很可能是为了做一个认同紊乱的心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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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当罗素说知识、爱、同情心是他生活的动力时，我觉得简直可以和这个风流成性的老不死称兄道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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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l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吃得特别正式。餐前酒；面包；开胃菜；正餐；甜点，水果，餐后酒；咖啡和茶。一样都不能少。一顿饭吃下来，怎么也得2个小时，我吃过最长的一次近6个小时，最后活活给吃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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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formal hall是牛津剑桥特别自豪的东西，因为它让背景不同、专业不同的人有一个交流的机会，这听上去非常有道理，但是当谈话进行到“So，how many grand children do you have”这样明显没话找话说的地步时，我还是开始深深地怀念那种国内小火锅店里吃火锅的情形。想吃什么吃什么，想跟谁吃跟谁吃，想吃多久吃多久，想聊什么聊什么，什么都不想说的时候，往椅子背一靠，伸个懒腰，看大街上的人来人往。那种惬意，哪是穿着黑袍子坐在皇宫式建筑里和白人老头子聊卫星手机能比。王怡写过，白由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吃饭的方式，追求的无非是低调、简单、随便、温暖、私密、惬意，而formal hall，好像正是这一切的反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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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就是爱的那么一个小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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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爱的深度和爱的广度之间，很可能有一个互换性，但我总觉得，真爱是一个对深度而不是对数量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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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兰德却说，人是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给揉成一团，再扔到垃圾桶里去的骄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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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走在我家门口的河边，看到三三两两的人牵着狗溜达、带着耳机跑步、铺着毯子在草地上读书……脑子里都浮现出四个大字：国泰民安。然后，会有那么一个瞬间，又想到，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上，其实只有“一小撮”人能够享受这样的生活。绝大多数的人，中国的，菲律宾的，泰国的，刚果的，都在手脚乱踹地挣扎。然后，在那个瞬间过去之后，又会继续在公园里散步，心安理得地嵌入这国泰民安的美好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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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让我们找到坏人吧。 请让我们在发疯之前找到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 又想起国内网站上掀起的几次风波。宝马事件，郎咸平事件。那么多人站出来义正词严地谴责富人的罪恶，那么多人可以在对事实的细节缺乏探究和了解的情况下坚定表态。也许所有义正词严的人在义正词严的片刻都能感到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息，从而减轻自己面对那个血肉模糊的伤口时的愧疚感，然而如果英雄主义的前提是一个卡通化的世界观，我宁愿不做一个英雄。我宁愿做那个罗里吧嗦地说着“虽然……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大概……也许……”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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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时，相比一个英雄对一个穷人的拯救欲，我总觉得，一个穷人对一个英雄的嘲讽里，有着更加无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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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是说，人类对公共生活的关心和参与是人类的本能和人性。政治并不比我们去春游野炊时大家自发讨论分配谁带水、谁做饭、谁洗碗、怎么分摊费用更高深或者更丑恶，但是，在今天，这种天然的、自发的人类本能成了“反熵行为”。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只有非理性的“神经病”才会关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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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但是不断有人跳出来说，“我们凭什么要关心政治？就爱吃喝玩乐自己挣钱自己花怎么了？！”当然，享乐主义是人权，谁也无权干预。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政治冷漠”就是没有政治态度，冷漠就是你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享乐主义得以存在，是有一系列公共制度的前提的，而这些前提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以为私人生活与政治没有关系的人，忘记了私人领域从边界的界定到秩序的维护都是政治问题。难道60年代全中国人穿灰黑蓝和今天大家穿得花枝招展仅仅是“个人品位”的不同？今天的中国从房价、到学术腐败、到电话费、到你在医院要排多久的队、到奴工、到孩子上学、到交通……哪一个归根结底不是“政治问题”？那些“我就是我，去他妈的政治”的说法，就像是“我就是我，去他妈的空气”一样，貌似充满个性，其实无比滑稽。我理解在一个关心政治成本太高、追求个人发展动力很大的时代里大多数人的政治冷漠，但是我不能理解为这种冷漠而感到的洋洋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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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真实的想法是：消费的乐趣，从来都是无力的乐趣，数量越大越无力。 坐在莉莉的车里，突然想起初中政治课本里那句话，那句小时候完全读不懂、稍大很反感、现在却觉得很触目惊心的话。它说：所谓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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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大学精神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而恰恰是恢复人类的天真。天真的人，才会无穷无尽地追问关于这个世界的道理。大学要造就的，正是这种追问的精神，也就是那些“成熟的人”不屑一顾的“呆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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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读一个朋友的文章，其中有句话说得挺好玩，说到国内某现象，他说：两个连大学都算不上的机构，竟然为自己还算不算一流大学而争辩得脸红脖子粗。这事我没怎么跟踪，所以也不太清楚。好像是香港几个大学挖了几个高考状元走，国内某些高校就开始捶胸顿足，觉得自己不再“一流”。这似乎的确有点滑稽，仿佛宋祖德为自己不再是一线男星而痛心疾首。其实，这些著名高校的确应该捶胸顿足，但不该是为了几个高考状元，而应当是为自己与天真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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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著名高校的确应该捶胸顿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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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给美好人生一个定义，那就是惬意。如果要给惬意一个定义，那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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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好的开端啊，接下来，本来应该是一个德国女孩，和一个中国女孩，在纽约这个世界都市，谱写一曲世界人民心连心的新篇章。可是，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俩好不容易把中德友谊加温到30度以后，温度就再也上不去了。扔再多的柴好像也不管用了，就是眼泪给火熏出来，也不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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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与你毫无关系的人，就是毫无关系的，永远是毫无关系的。从认识的第一天开始，其实你就知道。就算是笑得甜甜蜜蜜，就算是有过无关痒痛的来往，就算你努力经营这段关系。而那些与你有关的，就是与你有关的，是逃也逃不掉的，就算你们只见过三次，就算你们三年彼此才搭理一次，就算是你简直想不起他或者她的样子，就算是你们隔着十万八千里。 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里的癌症，而有些人只是一个喷嚏而已。这一切，据说都是“因了冥冥中的缘分”。 他们学理工的 我住的公寓很大，是学校的房子，有10个房间，每个房间里住一个人，有男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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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还是看也不看我一眼，愣头愣脑地在公寓里走来走去。我也开始装糊涂，像走在大街上一样对他视而不见，虽然我们宿舍的走廊不是大街，事实上比大街窄了几十米，窄到一个人给另一个人让道时，都要侧过身去。但是我没办法，我总不能冲到他眼前，用我的老虎钳，在他理工科的脸上，钳出一个龇牙咧嘴的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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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端起做好的豆腐，向厨房外面走时，突然听见这个学物理的小男孩结结巴巴地说。我一回头，看见这个高高的、胖胖的男孩，他有一张稚气的脸，脸上涌现出一个憨厚的、紧张的、但确实没有偷工减料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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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象征主义也隐晦一点嘛！这样的象征主义，简直跟《投名状》里李连杰踩在冰上宣称自己如履薄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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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难想象，环顾我四周所有具有上述特征的朋友，我也不能。但是毛姆却写了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在留下一张内容为“晚饭准备好了”的纸条之后，他离开了自己17年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巴黎。那一年他40岁，住在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身上只有4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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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lives at another level”。电影《Big Night》有这样一句台词，查尔斯让我想起这句台词。别人的人生是在不断做加法，他却在做减法。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所以查尔斯拒绝再做“丈夫”、“爸爸”、“朋友”、“同事”、“英国人”，他甩掉一个一个身份，如同脱去一层一层衣服，最后一抬脚，赤身裸体踏进内心召唤的冰窟窿里去。小说里的那个“我”问他：“难道你不爱你的孩子们吗？”他说：“我对他们没有特殊感情。”；“我”再问他：“难道你连爱情都不需要吗？”他说：“爱情只会干扰我画画。”别人也许会同情他的穷困潦倒，他拿起画笔时，却觉得自己是一个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