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度书摘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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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科学

@: 什么是科学（北大备受欢迎的科学史课主讲教授吴国盛力作，解析东西方文化基因的差异，揭晓科学的本质，引爆全社会科学大讨论。） (博集社会影响力系列) (吴国盛)

经过比较，我们会发现，中国天文学根本不是希腊意义上的科学，而是特别属于中国文化的礼学；这个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理解礼学与科学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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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说过一句名言：“有两样东西，我们越是持久和深沉地思考着，就越有新奇和强烈的赞叹与敬畏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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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国天文学最强大的研究动机来自天人合一的观念，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种种文化观念和文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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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统治者为什么这么重视天文学家？原因很简单，因为天文学家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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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像地震、洪水、干旱、蝗灾这些今天被认为是“自然灾害”的现象，都被认为有强烈的政治含义，都是对皇帝的严重警告。因此，历朝历代的政府或多或少都有隐瞒自然灾害的倾向。其本意不一定是逃避救灾责任，主要是防止发生政权合法性危机。直至现代，这种深层的文化意识仍然存在。比如，1976年唐山地震的死亡人数一直秘而不宣，直到1979年才被记者公布，并引为重大新闻突破。2005年8月8日，中国国家保密局和民政部联合宣布，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不再纳入国家保密范围。这就是说，在此之前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都是国家机密。在自然灾害问题上还要遮遮掩掩，这让西方人特别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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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不仅重视天文学，在政府中设立稳定的天文观测部门，给天文学家以高官厚禄，而且垄断天文事业，禁止民间研习。皇帝要垄断来自上天的信息，垄断上天传达的信息中包含的各种秘密指令。推动天文学发展的那种原始的敬畏之情，在中国文化中表现为对一种贯通天人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忠实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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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在其《中国近事报道》中对中国皇家天文学家的工作有生动的记录：“五位数学家每个晚上都守在塔楼上，观察经过头顶的一切。他们中一人注视天顶，其余四人分别守望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这样，世界上四个角落所发生的事，都逃不过他们的辛勤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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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中国历代天文学家几千年来从未间断的持续观察和记载，中国人贡献了世界上最丰富、最系统的天象记录。尤其在异常天象的记录方面，中国天文学更是独领风骚，让西方天文学界望尘莫及、自叹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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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七年）到1910年（宣统二年）哈雷彗星共29次回归，中国史书一次不少都有记录。从汉初到公元1785年，中国天文学家共记录日食925次，月食57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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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28年到明代末年，共记录太阳黑子100多次。这些都毫无疑问是世界之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关于新星和超新星的记载对于现代射电天文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由于这些记录是中国独家拥有，西方天文学家不得不征引中国天文学史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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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星象解码学和天文解释学，中国天文学更高阶的工作是对系统记录的丰富天象进行解码。钦天监里那些级别较低的工作人员如果发现了异常天象，不能擅自破解，而要报告级别较高的官员，因为破解天象乃是中国天文研究更正统更要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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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说：“他们把注意力全都集中于我们的科学家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他们相信我们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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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文学的基本动机是星占，虽然运用了精巧的计算手法，但目标并不是寻求“自然规律”，而是“察时变”。因此，它是星象解码学、天文解释学、政治占星术、日常伦理学，是礼学，但从来不是希腊意义上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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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教授在其《天学真原》中深刻地认识到中西天文学这一根本区别，始终不使用“中国天文学”一词而称“中国天学”，以免与西方天文学相混同。事实上，正是这种混同，让许多人提出“中国古代天文学一直领先于世界，直至哥白尼之后才落后”的说法。他们没有想过，中国古代从未有过希腊那种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如何比较？谈何领先与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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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一种十分稀罕的人类文化现象，起源于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养。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根本不是偶然的错失，而是存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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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天人合一、缺乏一个独立的自然界的观念，是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决定性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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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正式的学术语言，以致多数中国学人不再有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第二是大量日译西学词汇进入现代汉语学术界，彻底刷新了学术术语词库。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那些日译词汇成了今天高频的学术术语甚至日常用语，以致人们误以为它们都是中国自古皆有的词汇。科学、技术、哲学、自然，都属于这样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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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古代汉语中“自然”的基本含义，成语“自然而然”即由此而来。西学东渐以来，西学中这个词的压倒性优势使得原本习惯“古已有之”“西学中源”的中国学人逐渐忘记了它在老子那里的基本意思，竟以为老子的“自然”就是西文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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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西方语言中，nature一词有两个基本意思，一个是“自然界”（natural world），即全体自然物的集合；另一个是“本性”“本质”，比如nature of science即“科学的本质”，human nature即“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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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现代科学的主流是数理实验科学，它起源于希腊理性科学与基督教唯名论运动的某种结合，但是，数理实验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的全部，最终酝酿出达尔文进化论的近代博物学（自然志）也是不可忽视的科学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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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技艺的根本不同在于，自然作为根据是内在的，是根植于生长物之中的，而技艺作为根据是外在的，不在制作物之中。生长物的根据是内在根据，制作物的根据是外在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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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化，人民与土地高度绑定，因而是熟人文化、血缘文化、亲情文化，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精英文化以“仁爱”为理想人性，以“礼”为人文教化的手段。希腊文化是海洋文化、游牧文化、商贸文化的混合体，迁徙是常态，因而是生人文化、契约文化，以“自由”为理想人性，以“科学”为人文教化的手段。“科学”就是希腊人的“人文”。在希腊，没有对科学的追求，你就不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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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即成为“自己”，而“自己”只能通过永恒不变者才可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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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科学精神？现在我们可以说，科学精神是一种特别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它不考虑知识的实用和功利性，只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关注真理的自主自足和内在推演。科学精神源于希腊自由的人性理想。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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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第三章　现代科学溯源之一：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 如果说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的精神，使中国人错失了希腊理性科学的话，那么，对基督教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的无知和误解，使我们也无法真正理解现代科学。现代科学是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相融合的产物。 上一章我们对西方科学的大传统，即发端于希腊的理性科学传统，做了一个概述。这个大传统对中国人而言十分陌生和隔膜，即使在西学东渐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但不了解这个大传统，我们就会从根本上误解科学，错失科学的真谛。所以我们花费了相当的篇幅来描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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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是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相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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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层面上，长期受庸俗的唯物主义思想影响，把科学看成是一切民族在一切时代都具有的物质生存之道，是单纯的生产力，忽视了现代科学的诞生作为世界历史上一个开天辟地的事件，携带了一整套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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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科学作为现代性的核心，为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提供了结构原型。它带来的不只是巨大的生产力，还有全新的生产关系、全新的社会生活模式和发展模式、全新的人的形象和自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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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现代以来全盘接受以现代科学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明，深陷现代性之中，全社会对此完全丧失反思能力，甚至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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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看到了现代科学是希腊科学复兴的直接成果，然而，希腊科学是典型的无用科学，现代科学则是典型的有用科学，无用科学如何能够转化为有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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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实现了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融合，为三百年后的下一次文艺复兴以及现代科学的最终诞生，奠定了制度基础和观念基础。这个制度基础就是大学，观念基础就是经院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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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大学？许多中国人或许会认为，顾名思义，所谓大学就是接续小学和中学的高等教育机构。而事实上，几乎所有中国大学新生都会发现，高中和大学似乎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教育机构。中国学生感受最深的是，从高中到大学，无论是学习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存在一个跳跃，以致新入学的学生都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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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时候教会奉行的政策是“耶路撒冷的归耶路撒冷，雅典的归雅典”，神圣教义与世俗学术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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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际上，现代科学是在基督教的汪洋大海中生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的先驱者们都是基督徒，如果宗教是科学的死敌，科学怎么可能出现并且成长壮大？哥白尼长期担任教堂神父，从未因为他的“日心说”受过教会的迫害。布鲁诺被烧死，不是因为他宣传哥白尼的学说，而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布鲁诺死于1600年，而罗马天主教会对哥白尼著作的禁令是在1616年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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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宗教是科学的敌人。另外，对宗教很不熟悉的中国读者还要特别注意，无论你是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基督教对于欧洲文明的影响，你都不能否认和忽视这种悠久而又深远的影响本身。缺了基督教这个背景，要理解西方的历史文化是不可能的，正如离开儒家思想，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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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提倡人人平等，强调耶稣不只是犹太人的救世主，而是全人类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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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专门研究中世纪的科学史家格兰特（Edward Grant，1926-）所说，与伊斯兰教相比，基督教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传教缓慢。数百年的时间里，它积累了与异教文化、世俗文化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一方面，它适应异教学术并做出自己的调整；另一方面，它也影响了世俗学术的内容和发展方向。由于传教缓慢，基督教有时间吸收异教学术为我所用，结果是，异教学术成为基督教本身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予以彻底消除。异教学术与基督教形成了共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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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城市是相对于乡村而言的，往往只看到它人口密集、工商业繁荣的一面，不会想到欧洲中世纪兴起的城市最大的特色是它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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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自治城市中的市民们也组建了各种各样的自治组织，以规范行业行为，维护同行的正当权利。比如皮革匠行会、裁缝行会、陶瓷行会、酿酒行会等，都是城市中的自治组织。这些行会或社团被称为universitas。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类人群及其自治社团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学生联合会、教师联合会或师生联合会，也就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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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要与城市当局订立自我保护条约，包括大学师生享有特权、免税、限定房价等。它也要有自己的宪章，以规范教学事务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教师资格的遴选、教师的权利和义务、科目和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择、教学计划的制订、学位的颁发等。得益于教皇革命，大学成为法治欧洲最有活力的一股新兴政治力量，在教权与王权之间左右逢源，发展壮大自身。借助于教皇的特许状，大学向世俗地方行政当局要求自己的成员享受教士的特权。借助于皇帝和国王的支持，大学向教会要求学术自由。有些大学教师享受教会的俸禄和教士的特权，但并不从事教会工作，不对教会尽义务。正是在欧洲中世纪教权和王权并立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大学慢慢成长为欧洲第三大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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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学生和教师结社自治之外，大学建立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获得教皇或世俗当局的认可，从而获得法律上的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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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为大学颁发特许状的初衷是在基督教世界建立统一的神学教师教学许可证制度，被许可在一所大学教授神学，也就意味着在所有大学都拥有教学资格，相当于拿到了统一的教师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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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中国采用的罩袍式学位服就是从中世纪一直传下来的。它的原型是教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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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自由之艺，就是从罗马流传下来的自由七艺，指自由民应接受的七门基础课程。其中的语文三艺（Trivium）即语法、修辞和逻辑，数学四艺（Quadrivium）即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合称七艺（seven liberal arts）。自由七艺是西方人文教育的基础，故汉语学界也有人把liberal arts译成人文七科，把liberal education译成人文教育。自由七艺均源自希腊，是对希腊学术的某种稀释。这是罗马文明遗留给中世纪的两大文化财富之一（另一大财富是罗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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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拉丁欧洲人并没有短视到把大学办成职业培训机构，那样的话，大学就与一般的行业公会办的学校没有什么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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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由之艺相对，中世纪还出现过机械之艺（mechanical arts，拉丁文artes mechanicae）的说法。东罗马帝国哲学家爱留根纳（Johannes Scotus Eriugena，约800-877）已经提出如下七艺：制衣、农艺、建筑、兵艺、商贸、烹调、冶金，表达人类的低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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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用不着到大学来学，而大学作为大学，首先要学习自由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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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以讲授自由之艺为本，表明尽管经历了黑暗时代，欧洲大学仍然接续了希腊自由学术的精神，并且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将其制度化，成为自由学术的坚强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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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大学里的辩论课通常由教师主持，引入问题，出席的学生和教师分成正反两方进行辩论。主管教师最后对双方的辩论进行综合，得出一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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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基督教徒都知道《圣经》不是一部科学著作，所以他们能够接受《圣经》之外的希腊科学，而穆斯林认为《古兰经》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应该严格地按照字面意思来诠释，所以排斥外来科学；其二，伊斯兰教主要依靠军事征服来传教，传播很快，无须与异教学术磨合适应，而基督教一直处在文化从属地位，形成了与异教学术文化生态共存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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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中国人谈科学会不由自主地使用“科技”一词，而他们口中的“科技”其实指的是“技术”。政府也一样。事实上，中国政府并没有“科学部”，只有“科技部”，而科技部主要是技术部或者技术经济部。如果做一个民众认知调查的话，我们会发现，当代中国人所认可的最标准的科学家应该是钱学森，因为他代表着强大的军事能力。人们都喜欢传播这样的说法，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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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Modernity）是现代社会发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不同的思想家从不同的侧面对现代性有不同的表述，但是，至少有三个原则是大家公认的：第一，人类中心主义原则。人取代神成为万物的中心，现代社会因而是一个世俗社会。第二，征服自然原则。通过运用理性和科学，以及基于现代科学的现代技术，征服和控制自然力，为人类谋利益。第三，社会契约原则。人类的个体是自由且平等的，社会只能由个体主义的个人根据社会契约进行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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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希腊科学是求真的科学（science for truth），那么现代科学就是求力的科学（science for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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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希腊人而言，自然是内在性的领域，是理性和真理的处所。人只能认识自然、追随自然、模仿自然，而不可能改造自然、制造自然。基督教把理性自由改造成意志自由，创世观念降低了自然的存在论地位，唯名论运动催生了人类中心主义，强化了征服自然的观念，弱化了形式因，突出了作用因，炼金术、魔法为改造自然做出了示范。于是，征服自然成为现代科学的主导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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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希腊人来说，追求自由就是追求自知，就是认识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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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确知道并且能够阻止人类犯罪，但是他认为自由意志是更重要的东西，他要人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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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人不光要推理、论证、演绎，还要实现自己的意志，有欲有求，而且要通过推理、论证和演绎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这正是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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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希腊人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是仰望星空；对于中世纪的修道士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是低头沉思、忏悔；对于现代人来说，最高贵的姿势恐怕是做一个弄潮儿：他要去做事情，要有所作为。你可以做勇士去格斗杀人，也可以当演员去作秀，总而言之，你要把自己的人生价值通过你个人的方式实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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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着是最大的反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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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用“哲学”译西文的philosophia，没有译出西文“爱”（philo）“智慧”（sophia）的意思来，相反，“哲”是“聪明”，“哲学”实则是“聪明之学”，这降低了西文philosophia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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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一个更合适的词，也许“大学”更接近philosophia的高度和境界。《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颇有西人“爱”智慧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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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欧洲现代早期形成了一种新的科学研究进路，即实验科学。弗朗西斯·培根对这种新的科学进路做了仔细的谋划。他说，欲征服自然必先顺从自然，但他最关心的是支配自然的操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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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把自然的状态分成三种，一是正常的自然状态，二是畸形的自然状态，三是受约束的自然状态。这第三种状态就是技艺和人工操作造就的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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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培根强调科学知识来自于对自然的干预和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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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所说的科学不是单纯的观察，不是不声不响、不露声色地待在一边静默旁观，而是把事物抓起来，放到可以人为控制环境条件的实验室里，按照我的意志，按照我希望达到的目标，来对它进行反复的拷问。它不回答怎么办？你得给它点颜色看看，高温、高压、高浓度，或者低压、低温、低浓度。总而言之，在一种非自然的状态下，让它吐露奥秘，告诉你它的规律。所以，实验室科学实际上是对刺激和应激反应之间稳定规律的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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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科学的本质就是控制论科学，目标是控制自然，要自然吐露一些可控制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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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志决定了我必定会以一种进攻的姿态，怀着斗争的意识来面对这个世界。世界是我搏斗和征服的对象。征服的方式是首先掌握自然界的刺激-应激反应规律。为了掌握这种规律，需要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刺激，进行试验，记录下应激反应的情况，最后归纳总结出稳定的规律。这里的步骤和计划就是所谓的方法论程序，也就是目标和手段最佳配置的方式。不同的目标要求设计不同的实验程序。实验程序相当于一套拷问程序，这个拷问程序取决于你究竟想得到什么。相当于你拷问犯人，首先要搞清楚你需要他回答哪方面的问题。不同的要求就要采用不同的拷问方案。这个拷问方案就是我们所说的实验方案。每一种实验方案都很清楚地显示自己是物理实验、化学实验，还是生物实验、心理实验，得到的是不同性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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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拷问的方式对待自然，成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态度。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里强调，现代物理学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进步，关键是它“迫使”自然回答问题。在对待自然的时候，理性绝不能表现得“像一个学生，被动地听老师讲，而要像一个被任命的法官，强迫证人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法国生物学家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9-1832）也说：“观察者倾听自然，实验者审问自然，迫使其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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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待在实验室里的人容易生长出一颗“无情”的心，因为实验室内在的逻辑就是这样要求的：你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客观的立场，不能夹杂情绪和主观臆想，不能对研究对象有任何同情之心，否则，你就拷问不出自然的秘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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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实验室科学所要求的配置和结构进行了改造。今天居家生活中各式各样的电器都服务于高效率的生活。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处理、社会阶层的流动、文化的融合、新文化的创造、知识的生产都按照类似实验室的方式进行。现代社会科学越来越像自然科学那样去做研究，去搞统计，去搜集数据，去定量分析。实验科学之所以被认为是普遍有效的知识典范，是因为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大实验室。现代性生活必定以接受实验室背后的文化预设为前提。这个预设就是求力意志成为现代人之为人的基本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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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型的人文理想来自基督教及其演绎和变异，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极其陌生。我们的文化本来并不主张一意孤行、人定胜天。佛教讲要破执，过分的张扬意志是一切苦难的根源。因此，在我们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动机来推动现代意义上的实验科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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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代早期，天文学、光学、静力学都是数学化程度最高的学科。正是这些学科在自然数学化运动中担当了先锋的角色。第一次学术复兴以来，这些数学学科的文献连同其他希腊典籍一起被译成拉丁文，陆续传入基督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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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人通过日本人这个二传手，接受了19世纪以来以英语世界为基调的西方科学观念：第一，它是分科性的。第二，它首先指自然科学。如果加上前述的“夷之长技”，现代中国人的科学观念还可以加上第三条：它一定能够转化为技术力量，从而首先提升军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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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因指出，希腊数学与现代数学的根本差别在于，希腊数学的对象是一次抽象，而现代数学的对象是二次甚至更多次抽象，是对抽象的抽象的抽象。一次抽象虽然是抽象，但并不脱离事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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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的那些数学学科都明显受限于它们所研究的物理对象，比如光学受限于视觉（古典光学与视觉始终纠缠在一起）、天文学受限于天球运动、力学受限于杠杆的平衡问题。我们今天之所以对它们被视为数学学科感到奇怪，就是因为在我们今天的概念里，数学应该是普遍抽象的。这些明显应该被归为物理学不同门类的分支学科怎么可能是数学学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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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是古典数学向现代数学转变的关键人物。他创立的解析几何统一了代数和几何，是近代数学的真正开端。完成这个统一的关键步骤是，他把单位概念与具体图形相分离，使之变成纯粹的量的单元，这样量的次方就都是同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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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数据话语霸权，也是来自数学化这个根深蒂固的现代性逻辑。胡塞尔所说的欧洲科学危机，指的正是这种数学化、符号化导致我们对于生活世界的无视和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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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之二是，诸事物之间质的差异被抹平。数学化思维本质上是将世界上多种多样的质还原为单一的量纲，将一切质的差异还原为单纯量的差异。比如，不同的声音还原为不同的声波波长，不同的色彩还原为不同的光波波长，不同的气味还原为不同的分子结构。一种量纲被物理学地直观出来，就意味着一类物理现象的质的差异被抹平，也意味着开辟了一个可计算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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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尊道而鄙技，往往把新技术贬称为“奇技淫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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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说，维护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社会制度，同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发展经济、富国强兵，解决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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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学习和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的过程中，人们认识到光是学习军事技术是不够的，也学不好，必须首先学习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学、化学等在内的西方科学理论；要想学习西方的科学理论，就必须掌握西方的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而西方的科学方法和思维方式必然会挑战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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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线性时间观指的是把时间理解成单向流逝的线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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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循环时间观来说，“新”并不必然是好词。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再到黑铁时代，人类经历的是一个下行阶段。在这个阶段，越“新”越糟糕、越黑暗、越堕落。只有黑暗年代才是新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复兴”本质上是迎接一个旧时代的到来。牛顿坚信，像万有引力定律这样的物理规律，上古时期的摩西等先知都是知道的，只是随着人类的堕落，这些知识才逐步失传。因此，牛顿花了很多精力挖掘古代的神秘文献，试图从《圣经》等历史文献的解读中直接获取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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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所代表的时间观无疑是循环时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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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科学世界图景里，时间是最基本的参量；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由时间来决定我们该做什么。要吃饭了，不是因为饿了，而是因为到吃饭时间了；要睡觉了，不是因为困了，而是因为到睡觉时间了。现代生活由时间支配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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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支配性来自机械钟的精准化与普及化。在机械钟未发明之前，计时单位通常到小时（时辰）。最初的机械钟也只有一个时针，随着计时精度的增加，1550年左右增加了分针，1760年左右增加了秒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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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效率，所有的生产者都必须遵从机器的逻辑，而机器的逻辑首先就体现在钟表上：这台精密制造的机器，运动不息，不舍昼夜。它暗示了时间独立于人类的生活之外，客观而永恒地流逝，暗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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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西方博物学（自然志）都是如下两个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一个是百科全书式的写作传统，一个是观察、记录和描述自然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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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是一种特别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它不考虑知识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只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关注真理的自主自足和内在推演。科学精神源于希腊自由的人性理想。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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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早就认识到这一点：“科学的定义，既已人人言殊，科学的范围，也是各国不同。德国的Wissenschaft，包括得有自然、人为各种学问，如天算、物理、化学、心理、生理以及政治、哲学、语言，各种在内。英文的science，却偏重于自然科学一方面，如政治学、哲学、语言等平常是不算在科学以内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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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博物学的分科化，“博物学”一词慢慢被抽空，仅存的名头越来越狭义化，即主要指动植物分类学，以及对身边常见观赏性动植物如鸟和昆虫的研究。“博物学家”则越来越包含“业余爱好者”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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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细胞学、胚胎学、遗传研究被体制化，旧的‘博物学’范畴和‘博物学家’的名头在含义上开始转移。那些使用实验方法而且通常在实验室、研究所、大学系科里工作的研究者，拒绝老派的‘博物学’标签，使用新的术语来指称他们的专业领域（如胚胎学），或者用另一个一般的名字‘生物学’来替代。‘博物学’和‘博物学家’（naturalist）专指从事收藏或田野工作的事和人。博物学开始与系统学、进化形态学（即系统发育的重构、进化史）以及分布研究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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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9世纪70年代，赫胥黎就主张应该用“生物学”一词替代“博物学”来指称对生物世界的整体研究，因为博物学这个词被太多人用来表达太多不同的含义。作为一位有影响的教育改革家，他的意见在英国很快被接受。大学越来越多开设“生物学系”，对从前归于博物学分支的众多学科进行整合。事实上，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大学就为将来要学医的学生开设生物学课程，实际起到了整合生命科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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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指称新兴的像法拉第这样的职业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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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学是人类在与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环境知识和生活知识，因此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和多样性特征。进化生物学家迈尔说得好：“原始人都是天生的博物学家。”原始的博物学是人类在直接的生活经验中获得的生存知识，包括天文、气象、水文、地理、植物、动物、工艺制作等。它具体而多样，带有强烈的本土色彩。它既是技术性的，能够指导操作实践，又是宗教性的，体现强烈的价值观念。原始的博物学知识由于直接来自生活经验，并且历经成千上万年的磨合，对于当地人而言是最有效、最可靠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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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随着scientist一词被接受，science开始被广泛采用，替代了从前的natur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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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50年代，李约瑟提出了一种新的说法：“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很发达，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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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其实都来自拉丁文scientia。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其拉丁文是scientia potentia est，英文译成knowledge is power。这里的scientia经由英文被译成了中文“知识”。按照中文的字面意思来理解，“知识就是力量”仿佛是在表达中国式的“知识有用”的实用主义思想，但在西方语境下，这个短语应被理解为，自希腊以来西方学人孜孜以求的那种高端知识，本身就是一种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和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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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被称为science，在德国称为exacte Wissenschaft（精确科学），在英国先是称为natural philosophy，后来，差不多到了19世纪，改称science。由于语言习惯的这些差异，讲英语的人往往会说，科学过去是哲学的一部分，但后来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了；而讲德语的人往往会说，哲学是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德国哲学家还会说，哲学是最接近真正科学、严格科学的那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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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科学？“科学”是日本学者西周时懋1874年翻译法文science时生造的一个词。随着西学东渐，这个词连同相应的知识、观念、制度一起传入中国。在现代汉语语境下，它主要指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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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中国人也认为知识很重要，但是，“知”向来不被放在人生最重要的位置。《大学》中提出的儒者求学八阶段依次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只是初级的、原始的阶段，并不是最终的和最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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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的契约特征在希伯来文化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圣经》被认为是上帝与人订立的契约，具有神圣性、强制性。人类因为违约而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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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文化要求一种什么样的人性理想呢？契约文化要求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体，要求每个人都能负起责任来，从而能够制定有效的契约并严格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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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自由的民族正在受到威胁，我们应该参战，为他们争取自由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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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国在首都华盛顿建立了韩战纪念园，纪念墙上刻着一行字：“自由不是免费的。” （Freedom is not Free.）一方是“保家卫国”，一方是“为自由而战”，可以看出鲜明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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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并不只是接近“事实”，而是接近事实之中含有“永恒”要素的东西。这些要素即使在事实消失之后仍然存在，比事实更坚硬。这才是知识之所以成为最高追求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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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不变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值得追求呢？因为它独立不依、自主自足，它是“自由”的终极保证。只有永恒不变，才有“自己”。持守“自己”就是“自由”。“认识你自己”就是追求自由的最后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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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对科学的追求之心，你就不配做一个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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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之所以是希腊人的人文，原因就在于，希腊人的科学本质上就是自由的学术。这种自由的学术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希腊科学纯粹为“自身”而存在，缺乏功利和实用的目的；其二，希腊科学不借助外部经验，纯粹依靠内在演绎来发展“自身”。我们要深入理解希腊科学，应该在这两个方面做更多的考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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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固然因为超越了经验而令人惊奇赞叹，但是多数技艺只是为了生活之必需，还不是最高的知，只有那些为了消磨时间、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日常所需为目的的技艺，才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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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纯粹性，以及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学习算术和几何不是为了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研究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纯粹是为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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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轻人师从欧几里得学习几何学，问及几何学的用处，欧氏勃然大怒：“给他两个钱，赶紧让他走，居然想跟我学有用之学，谁不知道我的学问是完全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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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希腊学者那么强调自己的知识的非实用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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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强调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其背景是，他们的学术本来就是自由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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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看来，学问是敲门砖，是进身之阶，“学而优则仕”。总的来讲，中国的士人并不认为学术有着自身独立的价值，因而士人阶层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层，总是依附他人而存在。今天人们批评中国学者缺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个局面的深层原因是，中国文化中缺乏“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学以致用的传统太过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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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以致用的传统严重妨碍了我们理解科学精神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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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言了光线在经过太阳这样的大引力场时会发生弯曲，因此是可证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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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根本不会问“什么是科学”这样的问题，因为一旦经过艰苦的训练进入了科学共同体，科学家已经就许多信念达成了共识，对这些信念通常不再追究。换句话说，你要是非要问什么是科学，库恩的答案很简单：“科学家们做的事情就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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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界问题完全是一个无聊的问题。在科学史上，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从来就是模糊不清的，而且这个模糊不清的界限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迁。明确划定科学的界限，只会窒息科学的自由和创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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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几里得关于圆规的限制实际上基于某种空间哲学，即我们不能预设空间处处均匀。如果空间不是处处均匀，那么圆规的两只脚都离开纸面后，就不能保证它还代表相同的半径距离。事实上，空间处处不均匀，正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所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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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区别科学与常识，你可以强调科学的精确性和逻辑连贯性；如果想区别科学与宗教，你可以强调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如果想区别科学与人文学科，你可以强调科学的数学和实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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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到希腊天文学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球面”这个词，因为希腊天文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球面”的几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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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明明见到日月交替、斗转星移，怎能说天体是不动的呢？这就是引入天球的妙处。所有的天体都是镶嵌在天球上的，或者说钉在天球上（英文中所谓恒星，就是fixed star，被固定的星），它们在天球上是不运动的，之所以看起来在运动，是因为随着天球运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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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球模型的确非常天才。它把行星的“不规则”运动“分解”成“规则”运动的“叠加”，这几乎就是后世一切数学化的标准动作。伽利略的运动分解，牛顿的力分解，以及后来的傅里叶变换，本质上都是如此。“分解”加“叠加”就是“拯救现象”。

海豹突击队教养男孩手册

@: 海豹突击队教养男孩手册 (美 埃里克•戴维斯)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保持不掉队是我们每天挣扎着在做的事情，无论是工作、家庭还是健康的生活。和在海豹突击队特训中的掉队情况差不多，我们掉队的时候，生活给我们的压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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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住压力的唯一方式就是坚持到底。和飞机、船只不同的是，生活中99%的时间是偏离航向的。因此，不同于飞行员、船长和领航员，父亲需要随时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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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看到父母努力地保持与他们并肩前行，父母不仅会赢得孩子们的尊敬，还能激励孩子们做同样的事—恪守责任。我明白生活艰难，人人有事情要忙，但是你的儿子们应该是生活的重中之重。我知道我们会感到很疲惫，但是很可能还有洪荒之力没有施展出来。如果掉队了，深挖自身潜力，全力冲刺，在被赶入“打手队”之前跟上大部队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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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对游泳的热爱、对大海的热爱，不可能帮助我完成当天的训练。入水一小时后，我之前对大海的所有热情都被消磨殆尽，脑海中只有一个信念：坚持到底。正是这个信念支撑我不断突破体能上的一个个极限。作为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总有很多听上去十分过瘾的训练，如跳伞、射击、登山、攀岩、潜水、游泳，或是海上划船。短时间内，你会觉得这些训练超级有趣，但是，一旦这些训练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你每天都要重复这些训练，那么，这些训练就变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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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再享受徒步旅行，比如耗时六个月走完太平洋山脊步道（从墨西哥蔓延至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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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豹式培训不仅仅是培养忍耐的能力，更教会人们如何藐视挫折，如何将负面情绪化为正能量。多数海豹突击队队员都抱有这种心态，我们真的在享受“魔鬼冲浪”（详见第9堂课）、享受长跑等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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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这种心态呢？首先，要有更高的目标；其次，关注目标本身；最后，要有逆境中也消灭不了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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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这三个层面的自律指的是你的执行力、判断力和选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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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经历过：身体疲惫不堪（需要机体自律）的时候，很难控制情绪（需要情感自律），更别说做出正确的决策（需要精神自律）。这三种自律能力有机统一，只要某一种出了问题，其他两种便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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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我们可以同时培养这三种能力，主要是“利用”精神科学—做事前，树立准确又清晰的目标，以此激发韧劲儿和热情，并把体验过程中的愉悦一层层传递下去。也就是说，如果在机体自律层面能够挑战自我，那么就证明你有能力控制情绪，有能力集中注意力；反之，精神上的自律，比如学习或反思，有助于我们规范自身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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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自我的过程和实现目标的结果一样重要。所有的成功人士，不管是父母、孩子、海豹突击队队员还是总裁，你会发现，那些在身体、情感、精神三个层面严格自律的人往往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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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中的身体始终在运动，身体一旦懈怠或停止运动，整个人就会松懈下来，这一点相信我不说你也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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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活动，任何训练，参与其中便是胜利。我相信，世界上没有比军队更加赞赏参与其中这一行为的组织了。下面我简要列举一些我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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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奖赏是火箭，参与奖赏则是发射台。火箭想冲上太空，少了哪个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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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拒绝尝试新事物，做出改变，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其背后都有原因。他们惧怕失败，辜负自己或他人的期望。不论工作还是生活，我都无法忍受和这样的人待在一起。虽然失败是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但他们是注定会失败的，因为他们惧怕承认失败，更不会从失败中成长。不懂得如何面对失败、接受失败，这让他们和他们所在的队伍失去了成长的机会。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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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羡慕我，说：‘啊，你能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真是太幸运了，你太成功了。’然而，他们对我成功背后密集的训练、付出的艰辛努力一无所知。他们更不知道，我的第一本书《红圈》，在成为《纽约时报》最畅销书以前，被出版社拒绝了12次。你只有经历失败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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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豹突击队用于制作水下爆破物的研磨机上刻着一句著名的格言：最舒服的日子永远是昨天。海豹突击队的体能训练常常使人全身上下关节瘀青，汗流浃背，肌肉酸疼；而我们之所以能经受如此的历练，全在于秉持着这样的信念。我之前一直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昨日之所以轻松是因为昨日已经过去，可如今我不再这么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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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进行海豹突击训练时，我只能周末回家，因为每一周我都需要时间休息和恢复精力。现在，我每周都会抽出几天通勤，我甚至在一整天的训练后还能带孩子去迪士尼玩。凌晨三四点起床，驱车130公里从加州米申维耶霍市前往科罗纳多市，可能一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在路上，我就想，天哪，如果现在我能如此克制自己，以后我要经商肯定赚翻了。说真的，我可以不停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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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学习内容的99%都不能立刻完成，比如自由跳伞，4小时夜间导航潜水，高水平射击，一周30万米长跑。你做不到的事并不足以确定你的能力。你接受的教训是，所有的训练都要熟练精通，每天都是一个增进现有技能的机会。说实在的，即使我现在是一名合格的跳伞员，掌握了高跳低开技巧，但我依旧向往哪一天回到那个飞机场好好学习如何跳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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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多年从事绩效工作和教练工作中，经常有人告诉我他们想干出一番成就，却又不想付出太多努力。这就像所有人都渴望过上富有舒适的生活，却又不甘心每天工作、学习和训练。人们总想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成功。要想成为一名成功的海豹突击队队员、父亲和男人，就必须做出成年累月的奉献和牺牲。你必须每天证明你自己可以，不论生病、负伤，还是疲倦，你必须出面参与（如第7堂课讨论的），并完成你的工作，没有借口，每天都要做出成绩。 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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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舒适、奢侈是营销人员编造的美丽谎言。舒适和奢侈是分散注意力的消遣，绝非目标或理想。它们看上去光鲜亮丽，令人向往，如果你真这么做的话，你的眼里就看不到其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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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过去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我喜欢到户外去奔跑、冲浪、游泳、徒步，做一切能让人心跳加速、畅快呼吸新鲜空气的事。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才是真正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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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次都会跑16000米回家，看起来毫不费力。我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爸爸通常都是下班回家就看电视，一直看到睡觉。他们几乎从来不陪孩子玩，大多数人身材都走样了。我爸爸却不是这样，他经常带我们出去玩，然后再跑上160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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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艘船上都有健身脚踏车、椭圆机、举重器和跑步机，很多船的甲板上都配置了价格不菲的健身器材，就那么晾在咸咸的海风中任凭腐蚀，只为方便水手们在外面活动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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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刚做完一项精神高度集中的工作后再去做高强度的体力锻炼，以此来保持精力充沛似乎有违直觉、有悖常理，但这样确实很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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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有着活跃和冒险的灵魂，那你也许会有同感。只要是待在封闭的空间，我就像来回踱步的笼中困兽一样，感觉紧张焦虑，浑身不舒服，只能靠喝酒来为体内高速运转的发动机降温。这种感觉就像是呼吸不畅的病人，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压在心头，由此催生出一些坏习惯和糟糕的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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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世界都在等待着我们去探索。我知道大家都很忙，家庭时间非常宝贵，但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生命赋予我们的义务，抽出时间去做运动。的确，生命在于不断地折腾和运动，不折腾、不运动你永远不知道你有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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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划家庭活动时，一项重要的育儿技能就是学会辨别不感兴趣和没有精神。记住，这一点不仅对孩子们管用，对我们自己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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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们的任务是培养有能力、有爱心、有品德的孩子，我们只有通过持久的协作、集体的智慧、共同的行动才能圆满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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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帮助公司创建一套更完善、更有效的聘用机制，其中最吓人的一条是：一般年轻员工到30～35岁时，须具备七种不同岗位的任职经历—注意：不是在本行业内做过七种具体的工作，而是在不同的七种岗位工作过。这像是个天文数字！这件事从两个方面告诉我许多人对工作持有肤浅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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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狙击手，人们总以为狙击手首先应具备的是远距离射中目标的能力。而实际上，这不是最重要的。在开始执行任务，或进行射击和袭击目标之前，必须有人首先到达预定的点，而这个人就是狙击手。他必须经过残酷的训练，掌握伪装、隐蔽、移动的技巧，并运用这些技巧深入到似乎根本不可能到达的位置，侦察敌情，汇报情况。狙击手必须进行细致的侦察，以更好地利用地形，找出最佳作战位置。只有做到这一点，他们才算真正完成了全面侦察、引领和保护战斗小组、深入敌阵、袭击目标的作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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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可笑，很荒唐。有多少父母总是极力让自己的孩子忽视自己，或者让孩子们和他们的朋友一块玩儿。我看到许多父母常给孩子们开玩伴聚会，用这种办法打发孩子的时间，让他们从中获得快乐。但这样一来，其他人、所有人，都成为比自己的父母更有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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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感到很慌乱。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放弃测试似乎是目前唯一的选择。然而，此时占据我大脑的是泰勒和杰森。我想象着，如果他们在这里看着我的话，我能否完成；我想象着他们就在雪地的远处看着我。我不禁自问，你会让他们眼看着你放弃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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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依靠孩子，我超越了自己。直到今天，每当遇到困难，想放弃时，我都会想象我的孩子们就站在我的面前，正看着我。这样做，我总能够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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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谦虚的态度，用不了几日便会被狠狠踢出局。作为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最基本的准则便是保持谦逊，能够承认自己的无知，能够不断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法。我们坚信“活到老，学到老”，坚信总会找到更好的办法，坚信“精益求精”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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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结束后，当我整理器具时，看到漂浮器里并没有二氧化碳盒！ 我告诉杰森：“抱歉，我搞砸了。我忘了检查漂浮器，刚才你很有可能失去生命。” 儿子看着我，说为什么要责怪自己。 “孩子，因为我犯了错，犯错就要吸取一些教训。你看到了，有时候我也会搞砸，但‘吃一堑长一智’—关乎生命的时候，务必核实一下自己的责任，也顺便核实一下其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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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海豹突击队队员都有这种责任心，我想把这种责任心教给我的孩子们。如果总是掩盖错误，终究会失信于人。作为男人，犯错了，更不能藏着掖着，这样做孩子们会看在眼里，他们会为“保持正确”而回避现实。父母不愿承认自己的过错，导致孩子也不愿相信父母。

写给无神论者

@: 写给无神论者:宗教对世俗生活的意义 (阿兰·德波顿文集) (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

除了为大学设置另类课程体系并且强调有必要演练和消化知识之外，宗教还别具一格地让教育走出课堂，跟其他活动结合起来。它鼓励信众们通过自己的全部感官来进行学习，即不仅听和读，而且更广泛地做：吃喝、洗浴、散步、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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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一切教育的目的是要节省我们的时间、减少我们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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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种机制，不管是世俗社会还是宗教社会，都希望借此机制，以一种可靠的方式，在为期若干年的时间里，向其成员灌输先人留下的文明。祖先中最为优秀最为坚定的分子在众多世纪中以其艰苦卓绝、时断时续的努力，凝结起了这些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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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科技知识方面而言，世俗社会已经证明自己倾心接受有关教育使命的上述道理。如今在册的一名物理专业的大学生能在几个月时间里学到法拉第曾经知道的东西，也可能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推进到爱因斯坦统一场理论的前沿地带。对于这样的事实，世俗社会丝毫不会觉得有任何懊悔惋惜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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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自己的历程中，花了大部分时间来强调人间暗淡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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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世界如此强烈地渴求尽善尽美，以致财富增长和医学研究才过了没有多少年头，它便想入非非，真以为在此俗世人间可以建起天堂。世俗人士一方面粗暴地拒绝人们对天使的崇奉，另一方面却又真诚地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医学研究机构、硅谷科技、民主政治加到一起，会有能力来共同治愈人类的万千沉疴。他们似乎没有明显意识到自己逻辑中的自相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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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年过三十，再交个新朋友恐怕都会让人相当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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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存在的意义就是要指导我们，如果希望成为清醒、善良、心智健全的人，应当崇拜什么，应当鞭挞什么。艺术是强制唤起记忆的一种机制，旨在提醒我们应当敬爱什么，感恩什么，回避什么，畏惧什么。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将艺术定义为“理念的感性显现”，他表示，就观念的传达而言，艺术恰如普通的语言，唯一区别在于，艺术既诉诸感性，也诉诸理性，它特别擅长这种兼容并蓄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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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就此而言，麦当劳公司与天主教会有着较多的共性。历史上，天主教同样花费了大量时间以竭力保证，自己庞大而分散的神职队伍能够提供统一规范的服务。天主教的敕令对诸多细节作了具体规定，一直涉及圣餐上应该用什么酒、神父的鞋子应该是什么颜色。凡此种种足以表明，教会极度重视体制中的边缘分支也应采用的标准。英诺森三世1215年召开第四次拉特兰公会之后，天主教颁令：“神职人员不得出席搞怪小丑、搞笑演员或其他戏子的表演；除了旅行中万不得已外，不得涉足饭馆酒肆；不得掷骰子、玩碰运气的游戏，也不得在场观看。”作此训令时，教会显然颇为恼怒，痛感神职人员连这些基本的规矩都在经常违反。此外，因担心有人会在自己的发型上做文章，教会又补充道：“神职人员永远都应剃光头发完全秃顶。” 以体制方式提供心灵服务能带来益处：克里斯·维普斯神父在圣劳伦斯教堂听取忏悔，英国费尔特姆，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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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大学的目标不是要培养技能娴熟的律师、医生或者工程师，而是要打造有能力、有修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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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典礼上的演说按照一般套路总是把文科教育理解为获取智慧和自知之明，可是这样的目标却很少与各科指南和考试所关联的日常教学方法挂起钩来。如果按照实际所为而非信口开河来衡量，则大学所培养的大多数人只是视野狭隘的专业人员，如律师、医生、工程师，另外少数人文学科毕业生固然在文化上知识丰富，但在伦理上却是非模糊，终日惶惶于如何穷其余生变知识为稻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