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p 4 教我成长的人 No.1-4

美国人习惯 Small talk，这是一种在3秒钟内结束一段「假话」的过程：

How are you?

I a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尽管每次会克制，心里想着换一句话说说别的，比如有下面的对话：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第一次发现面对 How are you 的问话，我也可以用 How are you 怼回去。

后来更自然了，会有下面的对话：

How are you?

Oh, good, how about you?

这一问不得了了，在跟已经熟悉了的同学同事对话的时候，他们真的会跟你开始讲家里的事情，周末 BBQ 和去 Marin 徒步旅行的细节。

OK…fine…

有时候一些 Small Talk 会变成 Big Things。那些因为主动或者被动而朝夕相处或者萍水相逢的人是会给我一些启发的。我想那些真实存在过的片段写下来，比如对方都不知道自己给陌生人勇气的那些的片段，那些眼睛里闪烁着光芒的人跟你讲生活的痛楚和默默承受，和比如对方和你同一屋檐下产生的惊喜、平淡、厌倦和适合的相处方式，那么就从我的房东 Linda 开始写起吧。

年轻的老人

说实话，我遇见她的时候，她没有这样显得苍老。Linda 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如果放在中国甚至会被叫成「老太」。你懂这两者的区别的。抛开有时候她想要显得优雅，毕竟自己是第一代移民想要在美国有地位不是容易的事情，无论软硬。但重要的是我能看见她内心向外扩张的欲望和能力，外表的衰老是自然过程，但是她的心，可能还在四五十岁，我是说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Do you play piano?” Linda 在第一天晚上问我

“Oh, I don’t” 我如实回答

在 Linda 家里一进门的客厅，放着一架老旧钢琴。钢琴上放着她的儿子和小孙子的合照，还有一些老旧的玩具，她说是很久以前的玩具。乐谱堆在客厅的透明茶几下，大多数古典乐，因为我看见了贝多芬。还有一些歌剧，猫、歌剧魅影，这些会提醒我的九年义务教育没有白上，音乐老师确实有放过这两个歌剧，但对其他我就一无所知了，更别提弹钢琴。来兴致的时候，Linda 会在晚上和周末，尤其是周日下午谈一谈钢琴，我刚开始以为是这样。

“I’ve got a long long review from Broadway today” Linda 说

“Broadway? That broadway?”

“Yes, review of my musical” Linda 笑着说

她居然创作了一部歌剧，还投稿给了纽约百老汇。那天是她收到 Peer Review 的日子，当然对于新手的她，那是一个相当于我们 major revision。好有趣，在古来稀的七十多岁，失去了丈夫的她依旧每周兼职三天，周日早晨雷打不动去教堂，当然加州是没有雷声的，然后还能在晚上和周末拿时间出来创作。接着她神秘的拿出两本薄薄的硬壳书，说这是我送给我小孙子和即将一百岁生日的妈妈的诗集。我无话可说，能感受到的是一种创作力和生命力。

她基本上是一个 Talker。在每天晚餐的时间，她都会喋喋不休说着话，问着我今天实验室的情况，也给我一些帮助和提醒。她在一个教授下做行政工作，她深谙教授的一套话术，比如当你想留下做博后，导师对你说”I don’t have funding” 那基本上是没戏，但如果导师跟你说要思考一下，但是现在 Funding 不多，但有详细跟你列了哪一项 Funding 和对应的项目，那就是她在和你讨论你可以做什么方向的项目。当然最好的情况是你的导师主动留你做博后，被需要的感觉真好啊。

中国人俱乐部。她邀请过他们实验室的中国人到家里吃饭，不喜欢做饭的她变出了一桌子菜，然后我们一群中国人都配合她讲英文。在我生日的时候，她带我去中餐馆苏杭吃饭，坦率的讲，那是我到美国大半年时间第一次去中餐馆。因为我对美国的中餐馆没有好感，对纯粹的「中国人就要吃中餐」没有好感，我更喜欢吃饭时的环境是不是轻松、安静和背景音乐是不是合适。但是从 Linda 的角度，带一个中国人去中餐馆，似乎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她后来跟我说，她觉得我 more like American style，不像很多中国人只喜欢跟中国人谈论中国话，跟中国人去中餐馆。其实，对我来讲，因为国籍和语言方便就去交流是不合适的，我当然喜欢跟我有共同话题的人玩，无论国籍。语言对我来说不是一件有隔阂的事情，我想听听大家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看法本身可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不一样。如果人都出国了，而思想还停留在国内，我会觉得好可惜哦。这也不代表我就不跟中国人交流，只要谈得来无论国籍，这是我的态度。Linda 也跟我聊过她实验室的中国人，在一起谈笑风生，就是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也想知会 Linda，中国人可以是那样也可以是我这样，我愿意成为一个 Diversity 的例子，让她有一个另外的印象，大概 Sterotyoe 就是这样被打破的吧。

我刚离开的时候，Linda 在学如何使用 Smart Phone。她在自己的博客 BabyBoomerLola 写到和 Siri 的第一次对话，Tinkering with thoughts about robots：

Recently, I blogged about meeting Siri up close for the first time, through my grandson’s new iPad. Unashamedly and embarrassingly, I admitted I was awed by this talking lady on the computer. I also wondered and opined on how much technology progress has changed our world. In my youth, personal computers were just a phantom of the imagination, some brilliant inventors’ imagination, or perhaps, some prophetic allusions in fiction novels and the comic books. And look now. Stretching this line of thinking – will the Marvel characters and their proficiencies be realities in the future?

就在前几天，她写了一篇 My offbeat adventure of eating solo in a restaurant，可爱的记录第一次一个人在餐厅吃饭的事情。你看年龄也不是经验的代名词，一个人吃饭，我经历过百十次了，包括吃火锅。我订阅了她的博客到 RSS 阅读器里，时而收到推送，偶尔写一封邮件向她问好。

年轻的老人啊，wish you the best!

每个人都是多面的

Michael 的爷爷是广州人第一代美国移民，爸妈是美国人，自己是加拿大人，母语是法语，英语是二外，粤语处于曾经听说过的 level。这是非移民国家的人很难体会的一种感觉，就好像中国人一直在寻找根，我也有类似的感觉。虽然人在美国，内心还是想着我还是要回去的，我的根怎么会在这里呢，纵然你有万般好。不知道移民国家人民的身份认同是什么，我也没有跟 Michael 讨论过，我们大多数讨论的是学术问题而已。

刚踏入 Stanford 的校园，就收到了 Michael 同学的邮件，当时他是 Lab wiki 和新同学 Orientation 的负责人。但是当时他正在北京大学参加一个夏令营，他告诉我什么时候回到学校，实验室的基本情况，和 Welcome to California。收到邮件的时候，挺温暖的，不是 Welcome to the U.S，是 Welcome to California。

一种连系似湖水般蔓延开，水草晃悠晃悠的生长，然后枫桥夜泊。

在 Basement 的实验室，是我第一次看见 Michael。这就是一个，中国男生啊，哦，但是不会说中文。跟以前高中同学一样的中国男孩儿，我知道我们的脑子和世界观差异是很大的，越是相似的外表越是有一种隔离。但还好，仅在学术层次的交流，我们都不想走进彼此的心里就是了。

他看上去很冷静。连想错问题或者系统设计错误也不面红耳赤，就说 oh maybe you are right…当下的我内心戏很足，What?MAYBE??但事后想想，这一种正确的承认错误观，也是让我有改变的地方，在这些事情上面改正就可以了，没必要像犯错那样去道歉啊，从小严格的受训会有这样的「歉意」，这是不好的情绪。他也曾经花了半小时帮我上手 Python，我也问他为什么用 Python，因为我一直使用的是 Matlab，再改回去只是又造一个轮子而已。他平静的说 Python 的开源和免费，这是一个程序员内心的工程师。他也耐心地教我对光纤的处理，小心的清洁光纤，非常容易折断的光纤，是的，我深有感触。有一阵，妈妈过来游玩，我就问 Michael 哪些地方有意思，他推荐了十个 Hiking 的地方，平时的他会带着帐篷开着车去没有电供应的森林野营，当我问及你晚上都在帐篷里做什么，他说，sleeping…喜欢大自然的冷静的人啊。

Michael 的热情面。

「学校橄榄球比赛，你可以申请免费门票」他说

「橄榄球？我不懂规则的」

“10 Yards…Touch Down…”

于是他带着我去了学校操场，我看了人生第一场橄榄球比赛。现场大家都很振奋，手舞足蹈和整齐划一的口号，当我们 Touch Down 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某种宗教狂热，大家跟着魔一样变成人浪，喊着口号，整齐划一的动作，

但我还是看不懂啊，好野蛮啊，撞得好疼啊！

回家后跟 Linda 说了橄榄球，她说等 Super Bowl 的时候，跟我一起看橄榄球，她也喜欢这项运动。每年 Super Bowl 据说是美国人的春晚，就是大家都会关注的。但其实好像也不是，因为在我 Farewell Party 那天刚好是 2018 年的 Super Bowl，我 PI 自己十多年不看 SUper Bowl 了，谢谢邀请之类的话，然后我们整组人，也很平静的接受我 Farewell 的邀请，只有另外一个行政阿姨，Lola, 说家里有 Super Bowl party 不能来。自己后来想想，美国人，加州，Palo Alto，哪一片区，人都是多样化的，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比种族之间还要大。现在，还会在 Facebook 看见Michael 赤裸上身，用颜料涂满脸蛋儿的照片，那是学校的橄榄球比赛，原来 Michael 的热情和疯狂在橄榄球这里得到体现。

冷静和热情，是人的个性。正是不同的个性，personality，导致了我们的不同。我一直认为自己有「讨好型人格」，就是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会迎合对方的说辞，至少不太会anti对方的说辞，尽管内心会有不一样的意见。从小的教育告诉我，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先审视自己，习惯后总是在被打断的时候怀疑和害怕自己所言有误。但美国人都是很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跟你冲突的时候，也会大方表达，

I Don’t Think So

虽然 I don’t think so，但我对你个人是不持不友好的态度的，观点的碰撞，仅此而已。多么正常和成熟的交流方式，首先对自己的想法是深思熟虑的，笃定的，那是一个内核，不易被风吹散。于是交流的时候，这种坚定可以帮助你大声说出，I don’t think so。

Life’s a journey

时间过得飞快。六月中旬的一天，我收到 Lola 的来信，说丈夫五月去世了。

没想过在一个周末的早晨收到这封来信，然后看到最后几行英文泪奔。看上去我们只有 Small Talk，但有些东西有放在心上，life’s a journey。那就再回顾这一段旅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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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la 是我在 Ginzton Lab 交谈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人。

我记得到 Ginzton 的第一天，因为门是关着的，我以为是放假了，但其实正常就是那样，不像中国的院系，来来往往熙熙攘攘都是学生和老师。推开很重很重的门，找到 Lola 的办公室，

“hi how are you, Lola?”

“Yes, I am”

Lola 是一个中等身材的阿姨，我的三秒钟 Small Talk 的技能基本上是跟她练习的。我们关系的拉近是一次在卫生间内，她对着镜子，我看着她双手撑在洗面池上，眼睛通红。我立刻问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她说她身体没事，其他事情让她很伤心，

“I just feel so sad”

我觉得应该给她一些时间和空间，说 take care，然后走开。

几周后，她跟我说起了她的丈夫。她曾经捐赠过一只肾脏给丈夫，但丈夫并没有完全好，还是要一直定期透析，直到新的肾源。他丈夫心脏里的支架和其他并发症都搞得她很累。但说实话，她跟我讲这些事情之前，我根本没在 Lola 脸上看出来「苦」这两个字，她很幽默，一直跟我说，life’s a journey.

她信基督教。这可能是美国人信最多的宗教吧？每当我问 Religion 的问题，Linda 总会说那是官方的话术，在基督徒心里，这是 Faith。我曾经认真地问圣经的来源，是谁写的，后来有没有修订过；也询问很多中国人、外国人、熟人、陌生人；还看过一些书籍，比如《写给无神论者》和《正见》。最终，我的理解是当你遇到一种无法解释只能承受的灾难，有可能会寻求庇护，让自己缩小子宫里的状态，I am not alone，Lola 可能会这么想。

但是我想的，是做一个倾听者。她不需要回应，一个人、猫、狗或者小鸟都行。我很乐于帮助她渡过这一段。我回家后也跟 Linda 说了这一段，Linda 居然对 Lola 很感兴趣，除了他们是基督徒外，还记得 Linda 的博客吗？BabyBoomerLola，其中Lola 在菲律宾语中是 Grandma 的意思。于是 Linda 也有时候给 Lola 祈祷，我也就传达这种祈祷 Pray。

跟 Lola 的交谈从很无聊的三秒钟 Small Talk，逐渐到真实分享一些东西，而且我感觉找她办理一些手续，她也会主动到我办公室来，她经常笑着说，

“oh sweetheart, you’re always my favorite.”

后来，Lola 丈夫的手术很成功，他们还在家举办了 Super Bowl Party，也就是前面说没办法来我的 Farewell Party 的事情。

说到其实我并没有看出 Lola 遭受的这些苦难，是因为她一向都很幽默。在那个绿到不行的 St Patrick Day，似乎是一个传统 的爱尔兰节日。那一天每个人身上都有绿色的元素出现，其实很多人戴绿色的帽子，在我看来很逗乐。Lola 又遇到了我，说今天是 St Patrick Day，如果一个人身上没有绿色，别人要抓痒的，你要准备准备哦。天真的我就去找了一个绿纸条，用透明胶带粘在身上，当天穿的是懒紫色外套，贴上绿色很丑，但 whatever they like，我就是这么干了。下午又遇到 Lola，她说，你现在有绿色啦，我看见了，好吧，你可以来挠我的痒痒了。我笑了起来，装模作样地挠她痒痒。

其实 Ginzton 行政办公室有很多人，一半是中国人，但我跟 Lola 的交流比较多，再次验证了语言国籍并不是我愿意聊天的最主要因素。一个阿姨有次还想帮我找对象，中国的老阿姨整天没事干，想想也挺可爱的。还有中途离职但是在我要走前一周回来的 Karry，她说以为我会忘记她，我说我记得，你是 Karry。在她 Farewell party 上，我们拥抱着给对方祝福来着。

在离开美国的前一天，我大部分时间花在 Hoover Archives 看一些旧的档案，下午的阳光很好，我去找 Lola，想着可以 say goodbye，但是她那天不在。但还好，上周五，也就是我的真正最后一天呆在学校的日子，

“Is there anything I need to check with you?”

“Do you have any other keys?”

“No, what I have is the student ID”

“Oh, you are good to go, student ID, just keep it” Lola 说着，然后做了一个鬼脸。

Poignant Midsummer Night

“New roommate, her name is weird and long, Katerina Siefkas, don’t know if she has a nickname” Linda 说

“Oh Really?”

第一次和 Katerina 说话的时候，我遇见一双礼貌和友好，但又有点陌生的蓝色眼睛。Linda 在此之前一直好奇，因为她听说 Katerina 会说中文，事实也是如此，但遇见的第一天她似乎很害羞说，已经很久没说中文了。从陌生到熟悉确实需要时间啊，Linda 很可爱，想看见我们用中文对话，也是很无奈，好像家长带孩子第一次在外人面前吃饭，一定要背诵一首唐诗。作为孩子，其实不是不会背诵，只是那种陌生的环境让人害怕，不愉快。家长们只顾着自己乐和炫耀自己的教育成果，this is stupid.

Katerina 也是一个 Talker，她自己说。第一天晚上我们三个从七点半一直聊到十点，聊各自的经历，她在法国交流的经历，法国人对美国人不友好的经历。于是我问，是不是法国人觉得美国独立是他们帮了忙，而美国现在还是跟英国比较友好，很多美国人对英国口音很是羡慕，例如 Linda 的女儿和女婿就是这样，坦率的讲。Katerina 说欧洲和美国的不同，她说能感同身受我在美国的 Culture Shock。对了，我们都是属羊的。同年级的人，不同的领域，一段美好的文化交流电影正在上映。

说来也巧，Katerina 正是一年前的这时候来到 Linda 家。那段时间，我正苦于写博士论文，每天晚上到家吃完饭已经八点，开始打着瞌睡写博士论文。突然间，听见楼下传来钢琴的声音。我走出房门，下楼，看见 Linda 一脸沉醉地趴在栏杆，听 Katerina 在客厅弹钢琴。我也跟着一起趴在栏杆，倾听她的钢琴声，还记得刚来的时候 Linda 问我会不会谈琴，然后被我的一句 “Oh I don’t” 怼回去的场景。谈论到歌剧和古典乐，Katerina 和 Linda 总是很兴奋，我就这么看着然后想，是啊总不能跟大家说我擅长奥数，来给大家写几道题助助兴啊。

“I like SFMoMA a lot”我说

“That’s nice modern art, De Young is my favorite art museum”她说

于是在她的介绍下，我去了 De Young Museum，适逢 Summer of Love 的五十年特展。

相处并不总是很愉快的诗词歌赋，还有是非和人生哲学。在政治立场上，Katerina 毫不含糊。她的专业是国际法律师，而我是一个还在思考如何可以成为独立思考的人。我们三个有好几晚在讨论菲律宾美国和中国的事件和观点，似乎家里开了联合国。作为中国，确实有很多发展中的问题，在第一世界的人看来是非常荒诞的，但我表达的是他们不能感同身受，提出的批评和没有人权这样的言论，我觉得是可以商榷的，很多中国人是对人权没什么感觉的，他们可能要的是每天能吃饱。而针对我说害怕旧金山街头的流浪汉，她说我是 Sterotype，我说我不是 Sterotype，我是没见过这么多有手有脚还游手好闲的青年流浪汉，我手无缚鸡之力他们高大威猛徒手能把我撕了。于是我就问她，当他们觉得美国政府的不作为时，会怎么办，具体的措施有哪些。她真的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我认同她的认知，她是国际法律师，这件事本身就是她投身政治的一个做法。而我更喜欢自然科学，于是选择了我的行业。跟志同道合者聊天，和而不同。

后来，在2017年度 Stanford 毕业典礼的那天，是整个 Palo Alto 最热的一天。气温突破了 100华氏度，其实也就是 38度不到，南京的三伏天外面基本上四十度了。但是他们不装空调，我反正被晒蔫儿了。由于我的屋子有阳台和树荫，还有风扇，因此邀请她来纳凉。我们又开始了其他的讨论，出门 hiking 的最佳地点和时长。突然她说她写过小说，她曾经最喜欢的单词是 Poignant ，翻译成中文是酸楚的。

在她结束 Palo Alto 某家律师事务所的实习之后，要回到 Marin，也就是旧金山北边的家。我去过那个半山腰玩过，空气新鲜了无人烟。走之前，Linda 邀请她再弹弹钢琴。还有《不能说的秘密》，我在办公室打印了五线谱交给她，她弹得很好听，我有录下来，但后来也没有再听过。

一个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时常会忘记那张脸。那些片段却怎么都印象深刻，酣畅淋漓地聊着历史和如今，三个十分不一样的女性，同一屋檐下碰撞的思想，Linda 对我们俩诉诸的不解，我们对她的开导。这些情绪交错汇合的一刻，流动着的空气在凝结，变成一颗颗记忆球，开出一座座记忆岛。我们的二十七岁在六月重叠和毕业，无论如何，那是很美好的画面。